在这疲劳的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在纽约帆船俱乐部等待着晚餐的开始，三三两两分开来讲无聊的笑话，或者谈论各自感兴趣的话题：吴建民与胡葆森在一个角落谈论着外交关系；朱新礼、牛根生和艾欣在讨论他们的快速消费品与乡村话题；汪潮涌向每一个感兴趣的人介绍美洲杯帆船赛；吴亚军和夏华有他们的女性话题，不过，随后唐越和冯仑也加入进来，一起抱怨这疲倦的一天，并且最终将话题的焦点放在了组织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这次规模庞大的出行事宜上，从酒店的价格到飞行的费用，他们都要讨论一番。

    打破这种无序状态的不是晚餐的开始，而是柳传志的到来。他没有跟大多数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成员一起搭乘班机来到纽约。因为当时他必须出席新闻发布会，并且在发布会后接受几家媒体的采访。他刚刚完成了两项让人眼花缭乱的动作。他将联想集团负责海外市场的高级副总裁陈绍鹏从联想集团调任(或者叫挖角)至联想控股，由其负责柳传志一直雄心勃勃想要大展拳脚的农业领域;紧接着，就在出发的前夜，联想集团宣布柳传志辞任公司董事会主席职务，交由杨元庆接任。

    加湿

    柳传志笑容满面地带着自己的英文秘书出现在帆船俱乐部，身着老派的黑色西服套装。看到他时所有人都站起来，每个人都等着和他握手，并且进行简单的寒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秘书长程虹看着柳传志的出现迅速让整个场面变得有序，脸上显出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领导可算来了。”她说。用时下流行的网络语言说，柳传志一出现，整个场面就被“HOLD住”了。

    除了是联想控股的掌门人和中国最知名的教父级企业家之外，他也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理事长，是此次有35名企业家参与的访问美国代表团的团长。除却自己家里要种的地(用柳传志自己的话说)之外，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可能是需要他投入时间与精力最多的身份。尽管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明言，但他却抱有雄心，要将这个俱乐部变成一个富有影响力的、可以代表整个中国企业家阶层的非政府组织。

    后来在华盛顿的四季酒店，柳传志端着一杯茶对我说：“你也看到了，企业家本身确实需要向政府、向老百姓发出正气的声音，让老百姓觉得，中国不是一个无商不奸的国家，还有企业家是追求理想的。”这和柳传志一贯的要做出各种努力去“湿润空气”的观念一致。尽管鲜少谈论自己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看法，从不介入舆论中的改革争论，也很少公开发表自己对各种宏观经济形势与政治政策的看法，但柳传志却并非不关心或者对这些事情全无感触。他在不少非公开场合都言及，作为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受益者的企业家，应该有“正气”，不仅要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还要成为改革开放的最有力推动者。

    他的老领导、对于联想的发展起过至关重要推动作用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周光召，也曾经以此责任勉励过柳传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周光召都是柳传志和联想的庇护者。已经退休的周光召依然是柳传志愿意与之分享心得和请教问题的长者。在曾经的一次谈话中，周光召鼓励柳传志说，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像今天的内地一样，“也是乱七八糟的，随地吐痰啊、不遵守秩序啊、排队加塞啊”，但是有一家公司扮演了驱动整个香港社会发生变革的榜样角色——汇丰银行，“一个企业带动了整个香港社会”。

    但是“中国太大了，不可能就一个企业去带动整个社会”。

柳传志经常感慨说，如果天气预报说，新加坡明天气温32摄氏度，我们就会很清楚，不会有任何疑问;可是如果天气预报说，中国明天气温32摄氏度，所有人都会大惑不解，到底是哪里32摄氏度，你说的是哈尔滨还是广州。“所以这就需要整个企业家群体的努力，”他话锋一转，谈到他担任理事长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实际上也是把这个作为一个使命，不是说大家凑在一起，吃喝玩乐，只研究自己企业如何经营。所以，我想大家还是要尽企业在社会上的一份责任。”

    有那么一个时刻，柳传志并不确定自己的这个想法能否获得足够多的呼应。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立将近五周年时，在一个大多数理事参加的理事大会上，所有成员来投票表决，这个俱乐部的性质，究竟是一个走向封闭的小圈子的聚会，还是追求影响力的走向开放的非政府组织。对于柳传志来说，这个场景并不陌生。他参加的另一个组织泰山会也曾经面临过同样的表决，而最终的决议是大部分泰山会成员都赞成让泰山会成为一个封闭的社交组织，放弃追求对更大的外部世界的影响力。“表决之后，从此以后我们所有活动的议程都做出了调整。”柳传志回忆说。但是这一次，柳传志没有失望，大部分成员赞成他的心中所想。“我当时心里其实有些紧张。如果大部分人都赞成俱乐部就是一个内部组织，你说我要当一个内部俱乐部的理事长，这叫什么事儿?”柳传志后来对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秘书长程虹说。

    规矩

    第二天一早，柳传志早早来到了旅行大巴上。前一天晚上LVMH集团在纽约帆船俱乐部的招待晚宴结束之后，他回到下榻的纽约半岛酒店，为了倒时差，他服下安眠药，一觉睡到早上四点。

    代表团团长首先定下规矩。规矩之中，首当其冲的还是柳传志一贯所强调的准时：迟到一分钟罚款100美元，1000美元封顶。但封顶并非出于同情心，而是大客车最多只会等10分钟，超出10分钟，迟到者只能自己打出租车到活动现场奉上罚款。今天的被罚者是昨天晚上刚刚加入的李东生。李东生戴一副茶色眼镜，头发梳理得很整齐，像极了上世纪80年代电影和电视剧中走出的人物。他上了车之后马上又发现自己忘记带护照——因为约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需要随身带护照。这让众人开始起哄：回去拿护照，是不是也要罚款?柳传志继续说：“定了的制度就一定要执行。像东生迟到的，就要罚款。回去拿护照算不算迟到，大家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就算通过。包括以后说了要穿正装，没有穿的，也要惩罚。”柳传志有着著名的不迟到和对别人迟到的零容忍作风，这一习惯并没有因团友的身份而有所改变。

    “既然话筒在我手里，那我就抓住这个权利多说几句”，他继续开始阐述定规矩这个话题。“千万别定可定可不定的制度。我们中国现在的毛病，就是定了的制度，有时执行有时不执行，对有的人执行而对有的人不执行。”当然，这个规定，柳传志也要执行。在华盛顿时，由于在自己的房间接受我的访问，他的秘书在一旁听得入迷而忘记提醒，柳传志抬手看表，发现只差5分钟就要迟到，他抓起外套就往门外冲。回头看到我还笑着埋怨：“你看因为你，害我差点迟到。要真迟到该多尴尬。”

    作为代表团的团长和这个团队中的长者，他同时也提醒所有人在美国的发言要注意“以下四点”：“1.首先说了这话得让你自己心里满意，达到你自己的要求。2.得让政府满意，我这里指的是中国政府，你在国内说了过头的话，有时候政府还可以理解，但你在国外说了过头的话，政府说不定就会很生气。

来之前我们专门跟外交部副部长吃了饭，外交部当然对我们表示支持，但是肯定不希望我们在海外给人家添乱。3.尤其是现在因为有微博，你说话的时候还要考虑，这话能不能让老百姓满意。前几天我和中欧的6个教授一起讨论问题，我说欧洲的问题就在于过度福利。结果就传到了媒体那儿。我以为中欧的教授会和我观点一致，但是其实有人不赞成。而我这话老百姓当然肯定不爱听。当天晚上我宣布辞去联想集团的董事长职务，还临时准备了很多跟联想福利相关的材料，这才算没有把事情继续扩大。4.说话的时候，也要注意下美国人的情绪。”

    “都照顾到了，话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了。”柳传志说。这一刻他表现出人情通达的周全。而在这个由出类拔萃者构成的访问团中(用风险投资家唐越的话来说，“这群人可能是中国最挑剔、最多事、最难伺候也最难被满足的一群人”)，也唯有他可以来定此规则。

    下面的人开始笑，有人开玩笑道：“都照顾到了，也没什么可说了。”但是无人敢于正式反驳柳传志。在这群同样重要的企业家中，柳传志仍然和在自己的公司一样，决断、引导、调和。

    他鼓励所有人展示自己——本来这群公司领导者根本无需他人加以鼓励，但是当他们聚合在一起时，他们也像任何一个群体那样，有人喜欢发言，有人相对沉默。柳传志则不断调和着这一切。在和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保东见完面之后，他对他的俱乐部同仁们说：“大家别都拘着，像领导接见一样。我讲完之后，哥几个一起上。”在同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将军会面之前，他还特意叮嘱：“待会儿老鲍来了大家都要发言啊，不能光让我一个人说。你们每一桌都得发言啊。”

    2011年11月14日，华盛顿的最后一站，在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接见这些从中国来的民营企业家们时，柳传志突然开始成为规则制定者。他对霍马茨说：“我想提出一个建议，您可以考虑向我们提三个问题，我们中的人会自愿来回答这些问题。剩下的时间我们问你问题。”——在会见结束之后，他谈到了当天早上在布鲁斯金学会的会谈是如何被约翰.桑顿所掌控的，然后开了个玩笑:“这是在东岸的最后一站，我就发一回飙。”

    下一站

    在这天晚上，我们就会搭乘四架公务机离开华盛顿。其中三架达索会开往洛杉矶，另外一架猎鹰则会载着包括柳传志、赵令欢和胡葆森在内的企业家们前往芝加哥，在那里会见包括芝加哥戴利家族与黑石创始人在内的政治与商业精英。而柳传志则在进行着最后的嘱咐。他将下一站团长的职务委托给了他第一天制定规则时就被罚款的李东生，然后再一次对那些著名的“大嘴巴”们叮咛，一定要考虑他给大家的建议，比如，他建议经济学家张维迎不要再提到中国政府的内部事务。

    他再一次对大家提到了责任与义务。无论是这个代表团离开北京之前，还是在他们抵达美国之后，见到他们的中国外交官都会强调他们所担负的“民间外交”的使命。他们总是强调，这群人的非官方背景和商业身份，或许会让包括美国政治家在内的“各界人士”更愿意相信和聆听他们的观点;而这又是一个中美关系的特殊时刻，因为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与中国的关系成为焦点，中国是否夺去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将被反复讨论。

    在成为像他们拜访的外交关系学会、布鲁斯金学会或者艾森豪威尔基金会这样重要和有影响力的组织上，这一站只是开始。

而对于柳传志而言，也更增加了人们对他的期待与想象空间：他能否像过去那些成功的商人那样，通过一个非政府组织，通过发表自己对中国与世界的看法，获取更多的商业之外的影响力，同时也推动着他想要的进步，就像参与写作《日本可以说不》的盛田昭夫，或者醉心于维持和平与推动美国进步的安德鲁.卡内基?这是否会成为柳传志的新使命?

    “千万别定可定可不定的制度。我们中国现在的毛病，就是定了的制度，有时执行有时不执行，对有的人执行而对有的人不执行。”

    一卸下联想集团董事长的职务，柳传志就作为中国企业家访美代表团团长，来到地球的另一端去履行“民间外交”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