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300原住民的人口和4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却承载起300余家画廊和一亿多元的油画销售额，大芬村突然成为“中国第一油画村”。有人将其视为文化产业市场化勃兴的奇迹，亦有人认为这“不过是行画作坊的集中地

　　一夜成名

　　大芬村的村民喜欢用“一夜成名”来形容村子扬名的状况，并向记者描述了深圳首届文博会期间，上千人当街绘画的盛况。

　　村子刚上过中央电视台，村干部洪碧伦说话的底气很足：2004年5月，大芬村被指定为深圳首届文博会的分会场后，全村就“忙乎”开了。

　　“政府投资了1000多万，我们迁走了原先的菜市场，整饬一新后建成了现在的原创画作展览中心；拆除了菜场前的几幢违章建筑，腾出了近千平方米的广场，立起了喷泉雕塑，植上了花花草草；树起了油画村的艺术标志，临街的外墙都以巨幅油画遮面，甚至连排水管道都粉刷上五彩缤纷的图案……”

　　一个全新的大芬油画村，在为期三个月建设后，终于脱胎换骨。事实证明，这样的付出得到了超额的回报。

　　火借风势，大芬一下子“火”了起来。

　　12月8日上午，大芬村所属的布吉街道(原布吉镇)的各主要干部均陪同一个考察团来村里考察了。这一次慕名而来的是四川省广安市市委考察团，一行十余人。而此前一天，深圳六个区的领导考察团刚刚来过。

　　“单单文博会前后，省部级的考察团就不下40个。”街道的周秘书如数家珍地告诉记者。而现在，文博会已经结束半月有余，但各地、各级的考察团依然络绎不绝地奔向这个“中国油画第一村”。

　　油画结缘大芬村可以追溯到1989年。香港画商黄江出于此地用工便宜和交通便利而将名下的手工油画作坊安置于此。“当时的村子里芦苇满地，房屋低矮潮湿，一到天黑，狗吠不停，我们都不敢出门。”当年追随黄江而来的画工吴瑞球描述道。

　　当时的大芬村论经济实力是布吉镇倒数第一，人均月收入200元。眼看着邻近的南岭村的经济火箭般蹿升，“心中别有一番辛酸的滋味”。

　　闭门而作的手工油画作坊在这块弹丸之地上，无声无息地生存了8年时间，其间竟没有一间画廊店面出现，留给村民们最深的印象是，不时开进村里的运货车，和一叠叠牛皮纸包裹的“东西”。

　　1997年，大芬油画制作的神秘面纱被媒体揭开，大芬村与油画产业开始作为对应的名词被上级领导加以重视，一系列行政帮扶政策，接踵而来。

　　2001年5月，布吉镇成立专门的“大芬村环境改造领导小组”，镇长亲自挂帅，斥资1000万元，计划用一个月的时间在大芬村开展“清拆行动”，破墙开店，为发展油画产业“铺路架桥”。

　　村民何秀英说：“那时候，我成天躲在家里不敢出去，担忧着房子拆了以后怎么生活。”当时持抵触情绪的村民不在少数，但他们很快改变了观念。

　　“我们也没想到小小的油画会搞成这样的气候，当时只觉得政府愿意出钱，治理环境，至少会把村里厂房的租价提上去。”村干部洪碧伦坦言。

　　当深圳关外日益繁华，原有的交通便利、房租便宜的优势不再突出时，政府的重视与帮扶便成为市场之外的崭新的推动力，2001年政府指导下的布吉镇文联成立，由东南大学规划专家作出的油画村长期规划报告出炉；2002广交会上出现大芬画商奔忙的身影，更有画商远赴土耳其、埃及采风考察；2003年，第一届布吉镇书画作品展隆重开幕等等。

　　正是在这样一种市场“无心插柳”的基础上，大芬的油画产业悄然滋长，渐成气候。

　　等到今年深圳文博会的春风一吹，顿时“山花烂漫”开来。

　　不同的饭碗，不同的圈子

　　在画商眼里，油画村的兴起，村民似乎是最稳定的受益者，他们拥有的是一个“铁饭碗”。“文博会前后，房租日日见涨，一户村民光靠收租月入就有两万余元。”德胜画廊老板朱耀坤保守地估计。

　　三年前，眼见政府打造油画市场的心意已决，当地村民不惜借款，相继建起了8－10层的楼房，几乎全供出租，德胜画廊的店面大约10平方米，租金已达每月近2000元。村民们正在别处集资兴建一处花园小区，乔迁新居指日可待。

　　但村干部洪碧伦介绍说，每年油画产业带给村集体的收入只占十分之一强，“所以村集体的心态还是平和的”。

　　对于看着市场去向吃饭的画工和画商来说，这是个亏盈难测的饭碗，他们大多不习惯以“画家”自居，画商朱耀坤对记者说，“生意没有和名声一样好起来。”整整一个上午，他没有成交一笔生意。

　　正如当地人说的，这里可不讲“老牌子”或者“面子”，正是遵循了公平自由竞争，这里的行画行业才这么繁荣。

　　香港画商黄江被誉为“大芬油画第一人”，对于油画村的今昔变迁，他了如指掌。

　　他的新世界油画公司现时偏居于村落的一角，店面及装修甚至连普通画廊都不如。黄江曾经的学生吴瑞球则明显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名下的集艺源油画制作有限公司不仅在大芬村最醒目的位置拥有着数百平方米的展示中心，更有着一处近千平米的油画库房，据说还在筹备一所残障画工培训学校。吴的愿望是，尽快建成油画生产的工业化流水线，“将一张油画切割成若干细节，每一个细节制定相应的色彩、构图标准，由多位画工依照工序次第进行”，“像做麦当劳那样，做集艺源的油画产业。”

　　构筑大芬村油画生态的还有着数以千计的画工画匠们，他们的画笔连同生活一起隐身于大芬村的画厂内外，休戚相关。

　　曾瑞平，26岁，学画十年，现在在集艺源做画工，按时上下班，月收入2000－3000元不等。问及有无自己开画廊的打算，曾说，还是给老板打工比较稳定，“那么多画廊，其实生意并不都好，靠油画轻松挣钱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唐子林，18岁，江西女孩，三个月前高中毕业后慕名来到大芬学画，因为读书时有过水粉画的底子，上手比较快，但老板定的规矩是，两年之后才能拿工资，现在的她每个月还必须掏出三四百的食宿费。

　　更多的熟练画工不满足于工资，而是选择自己独立门户，临时寄居在大芬村里，从画廊老板那里接定单加工。张军和女朋友租住在临街二楼的一间3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画室名为“天屋”，“天代表梦想遥无止境。”虽然每个月两个人靠加工定单只有2000多元的收入，除去生活开支，所剩无几，但创业的梦想依然支撑着这对年轻人执著地坚守着。

　　这时的大芬，更像一座围城，学画者怀揣着创业梦想趋之若鹜，而以画为业的画商们却并不都是欢笑开颜，冷暖自知。

　艺术与市场：硬币的两面

　　画家黑羊，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扎着小辫，不修边幅，跟他的画一样另类，“我会做一些高端行画，这样才能保证收入，原创画虽然很少有人问津，但我还一直画。”这天，画家在顾客的要求下不厌其烦地修改完画作后，既而又兴致勃勃地向记者展示着他新近的原创佳作。角色

　　而大芬村也正悄然地尝试着艺术与行画之间的角色转换，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二十多位原创画家定居于此，其中不乏卓有名声者，比如鲁慕迅、陆中汉以及中国油画协会会员蒋庆北、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马英良、韩卫华等。而他们的影响也正由画室蔓延至整个油画村。

　　大芬油画村里最醒目的口号是“艺术与市场对接、才华和财富转换”，以行画起家的大芬显然志存高远。

　　但诗人叶延滨眼中的大芬油画村现实却是这样的，“我热恋艺术，但更要生存／我需要灵感，更需要金钱／我酷爱绘画，更盼望定单。”

　　现时的大芬，以定单为线，正日益连缀出一种金字塔式的产业结构，自上而下，多以发包定单的形式逐渐下延，各个画廊彼此独立但又利益攸关。用大芬美术产业协会秘书长周小鸿的话说，90％的生意靠国外定单，国内零售还在起步，“放眼长远，这并不是一个合理的产业结构。”

　　因为既往形成的“低端行画集散地”的形象，高端行画往往难以卖出价格，有画商抱怨道：“开价五百元的高级临摹画，需要耗费画工十几天的工夫，却常常被顾客压价到几十元。”但行内行外的人士均承认，对比十年前，大芬村行画水平的提高毋庸置疑。

　　而原创作品，混迹在行画之中，因为价格及画风的差异，生存尤其艰难。

　　2003年，香港画家金东方也在大芬村开了一家画廊。这位曾师从林风眠、关良，把个人画展开到北京、巴黎、悉尼等地的著名女画家，在大芬村备受冷落——半年里，她的画一幅都没卖出去。但冷军的境遇似乎与之相反。这位创作型画家，在画行画的同时，坚持创作，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相当知名度的静物画画家，据说一幅画能拍出20多万元。

　　心向艺术的原创画家们在大芬村进进出出，大芬村需要他们的存在以提升艺术品质，但他们付不出太多的时间和代价，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不愿妥协。“稻草人工作室”的陈封毕业于广州美院，他不愿意画哪怕一张行画来维持生活，“我怕画浊了我的笔。”

　　随着油画制作与销售的发展，大芬村催生了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不仅带动了画笔、颜料、画布等绘画材料店、装饰店，也派生了美术培训行业；而油画之外，书法、国画、刺绣等其他艺术品种也相继进村，地处偏僻的“晋宝斋”主要经营一些高端国画，其中不乏岭南派著名画家赵少昂、林墉、赖少其的作品。

　　以“中国的达芬奇”为艺术追求的画家孙敏，初来大芬时，也一度排斥流水线般产出的低端行画，但几年艺术与市场的双重浸淫后，他寻找到了一条原创与市场之间的通衢大道，“我在画厂接定单，在工作室搞艺术，以行画养原创，两者不混淆，不干扰。”

　　在成为最满意的达芬奇之前，他选择先让自己成为最满意的行画商。

　　可视的未来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教授、大众文化专家杨益群曾经撰文指出，“大芬村应该尽快建立起一套科学化、专业化的生产管理模式。”

　　世纪风画廊的总经理罗建华说，如何避免各自为战，恶性竞争，减少内耗，这也是个问题。村里FreeCloud画廊门口“同行勿入，请勿拍照”的牌子格外醒目，许多画廊拒绝拍照已成了潜在的“行规”，防的不是记者，而是同行。

　　这些重任大多落在了即将诞生的大芬美术产业协会身上。村镇集体、画商个人纷纷解囊相助，协会前期的经费已经充裕，“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不担心会费。”一位协会会员说。

　　令人焦急的是，如何尽快地使协会进入角色，担当重任。许多事务已经第一时间内提上了协会的议事日程。下个月，广州艺博会即将开幕，村里在政府的帮助下拿到了15个展位，但明显不能满足所有画商的要求，协会必须从中协调，“大家都想着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示形象。”“艺海”画廊的老板贺克说，他幸运地取得了一个展位，这天下午，他追着村干部和会长，商讨着怎么统一摊位形象，突出大芬油画品牌的事情。

　　文博会后的扬名，大芬村的村干部洪碧伦颇有“猝不及防”的感觉，村组织并不愿意太多干涉市场事务，主张协会自治、自律，自谋发展，但尚在襁褓中的行业协会的成熟显然还需时日。

　　半个月前刚刚揭牌的文化部“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使得油画村的未来，已不仅仅关乎大芬。在规划里，大芬艺术博物馆已经在构想中，电视剧《大芬村》也已筹拍，大芬村的未来已经隐隐若现。而油画艺术对于大芬村的影响，在另一个方面也展示出来：村民们注意下一代的培养，几乎每家每户都购买了钢琴、电脑，有的还给孩子设置了专门的画室。“每天耳濡目染，怎能不受影响呢？”一位村干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