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摹，明人所作伪书画中，采取临摹方法的占相当大比重；既临摹前代大家；也临摹同代名人。

　　例如清宫旧藏《秘殿珠林石渠宝石笈续编·乾清宫》著录的钱选款《洪崖移居图》卷，纸本设色，画洪崖及家人行于途中，无背景。首书小字“洪崖先生像”。本幅自题五言诗一首，款署“吴兴钱选舜举画并题”，下钤“舜举”、“钱选之印”二印。后幅有冯子振、祝允明题跋。有乾、嘉、宣诸帝收藏印。此幅字、画、题均伪，虽颇得钱选面目，但笔力纤弱，线描工板，为晚明有本勾摹。此图现藏故宫博物院。

　　再如清宫旧藏《石渠宝笈初编·重华宫》著录的赵孟頫款《老子像并书道德经》卷，卷首为白描老子像，接书小楷书子《道德经》全文。款署“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赵孟頫书”，下钤“赵氏子昂”朱文印一方。前有“大雅”、“松雪斋”二印。后幅徐有贞、文徵明题，并邹一桂补画梅花一段。赵氏书与画及徐、文二题均伪，赵书有一定水平，但其中有不少字结构失步，印也不佳，当为明代中后期高手临摹。故宫博物院藏有赵氏《老子像并书道德经》卷真本，可资对照。

　　其他明人临摹同代大家作品者如清宫旧藏沈周款《舟行图》卷，沈周画和长跋及吴宽跋均为晚明人一手摹作，摹得很像，但缺乏生气。此图真本画于藏经纸本，原为吴湖帆先生旧藏，名《吴江图》卷。存世诸伪本《吴江图》卷，大都以吴氏旧藏本为祖本临摹。

　　仿，学某家笔法、构图和设色进行“创作”，并非有本作依据，用这种方法作伪在明代也很盛行。所仿之作较为自然而无板滞之疵，但往往带有仿者自家风貌。如前述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款《仿倪瓒诗画》卷，纸，本墨笔，前画仿倪瓒小景一段，后有行书仿倪题画诗。书画均仿董其昌大意，用笔颇为自然流畅，但显轻佻，与董氏书画所具有的生秀之趣明显不同。此外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款《西峰松月图》卷，则属于仿造的另一路，虽较生拙，接近董画，但款题很差，落款处一段纸较新，似为割去原仿作者款改为董款的。

　　事长　造，就是凭空乱造。以这种方法作伪的例子在明代不胜枚举。詹僖伪造吴镇《墨竹图》，即属伪造水平较高的一例。再如清宫旧藏吴镇款《携琴访友图》卷，纸本，墨笔，款署“梅道人”。画法与吴镇毫无关系，有些接近明末画家盛茂烨，与作文徵明假画者属于一路货色。可以认为，这位伪造者从未见过吴镇绘画作品。

　　代笔，请捉刀人代替自己写字作画，落自己的款印以应世。在明代，一些有声望的大书画家，如文徵明、唐寅、董其昌等人，晚年由于应酬不暇，多有请人捉刀者。替文徵明代笔绘画的除朱朗外，还有钱谷、文嘉等人；文彭和文嘉也常为文徵明代笔作书。唐寅则有其师周臣为他代笔作画。董其昌是明代书画家中请人代笔最多的一位，为其代笔作书的有吴易，代笔绘画的有赵泂、赵左、吴振、沈士充、叶有年、杨继鹏、僧常莹、李流芳、王鉴等人（《启功论稿》、《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代笔书画，般都是代笔者的自家风貌。书法代笔连落款也由代笔者书写，被代笔者只钤印记；绘画代笔一般只代作画，款印则由被代笔者本人书写和钤盖。书画代笔虽与一般书画作伪的目的不同，不是为了冒名沽利，但毕竟不是亲笔，实际上是得到被代笔者认同的一种作伪行为。

　　对真迹的改头换面，就是改变书画作者的名款印记。一般是将小名家的书画本款挖去或擦掉，改添古代或同代大名家的款印。这一现象，在明代“院体”、“浙派”作品中常有发现。因明代“院体”、“浙派”画家大多学宋人画法，故作伪者常把他们的作品改成宋代大名家之作，以增其价值。如李在《阔渚晴峰图》轴，晚明人在画幅右下角加上宋代郭熙的伪款。清顾复曾谈到明“院体”、“浙派”画家林良、吕纪、戴进三人的画被改成宋人画的情况：“迩来三人之笔寥寥，说者谓洗去名款，竟作宋人款者，强半三人笔也。”（《平生壮观》卷十）他就曾见到吕纪《杏花双雀图》被改作宋李迪款。

　　此外明代其他小名家作品被改成大名家之作的例子也很多。如清宫旧藏李公麟款《十八学士》卷，纸本，白描。画法工细，属仇英一路，有一定水平，可能是根据仇英的本子画成的。本幅末有“龙西□□”印，印内缺字处似有挖擦痕迹，添进了“公麟”二字。“龙西□□”当为原作者印记。“龙西”与李公麟字龙眠不合，而印中加填名款的方式在已知古代绘画中也属绝无仅有。不知作伪者为何将“龙西”二字留着不挖，抑或是故意如此，亦未可知。此画后幅有明代武间燃黎翁等诸家题跋，均为真迹。这是利用真题跋，留上后代小名家绘画，又冒为宋代大名家的典型事例。此件题跋可能从别处拆来，因此它又是拆配的一个例证。

　　将无款书画变成有款书画者，如清宫旧藏《石渠宝笈初编乾清宫》著录的戴进款《山水》卷，绢本，设色，原无作者款印。画法学周臣，与戴进无关。此画作于晚明（约万历年间），仅起手右下方添了“钱塘戴进画”伪款，使无名款画变成了同代大名家之作。又如笔者1986年在无锡市博物馆见到一幅明万历年间周志画的《山水》轴，纸本，设色，右下方署周志本款，墨色与画完全一致，但左上方后添“成化丙午九月十又一日沈周”伪款及“启南”伪印。周志学沈周晚年山水，颇得形似，但水平与沈相差甚远。这也是为增其身价，作伪者将当时不知名的小画家之作改成了同代大名家的作品。

　　也有将时代早的小名家作品或无款画改成时代晚的大名家的情况。如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款《临富春山居图》卷，纸本，设色，原无款印，画的前段存有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剩山”部分的痕迹，创作时间比董早得多。构图设色与沈周临本略似，但画法较生拙，接近明代前期的姚绶。此卷本幅后部被割去，添“癸卯立秋日玄宰临”伪款，下钤“董其昌印”伪印。这样，明代前期无款画就成了明代晚期的大名家画。

　　有些作品出于九名作者之手，但有大名家的题跋，于是作伪者就把原作者款刮掉；或在款下加一“题”字，将作者变成题跋者，而把作题跋的大名家改成作者，小名家之作于是就“变”成了大名家之作。如故宫博物院藏《枯木竹鹊图》轴，绢本，水墨画。上有唐寅题诗一首，款署“吴门唐寅为汝勤郑居题”。原款一行已被刮去，但尚留痕迹，作者不详，经这样一改，此画就成了唐寅之作，但画法却完全不似。此画学元代王渊，水平不低，或许是无名之辈所画。

　　此外，拆配也是明代最为常见的一种作伪手段。或拆真配伪，或以伪配真，或拆真配真，或真伪互杂，东拼西凑，或拆而不配，割裂分散等等，花样翻新，不一而足。

　　明代书画赝品作为历史的遗存，其中相当一部分为高手所作，不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有相当的文物和艺术价值，还有助于我们解决许多疑难问题。知真必须知伪，不知伪就不能全面深入地知真，如果真伪不辨，治史论者将无以为据。故对古书画的真伪有必要不断进行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