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书岩图》是清末著名书画篆刻家赵之谦创作的为数不多的山水画作品,现藏上海博物馆。图系纸本, 设色,纵6 9.5、横39厘米。款识:“积书岩图,郑侍郎命赵之谦画。”下钤“赵之谦印”白文印一方。
近见《赵之谦:花卉、山水、人物》《紫禁城》2004年第4期一文,又谈到该图的受画人:“……此图是送给好友郑庵侍郎即沈树镛的,沈氏富书画碑刻及书籍收藏,故绘积书岩也隐喻沈氏藏书之富。”而早在1998年1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巨匠美术丛书——赵之谦》中,作者在介绍此图时,也认为“郑”是沈树镛。这两篇文章显然把受画人搞错了。因为沈树镛的号既不是“郑庵”,其平生更没有做过什么“侍郎”。号“郑”,且做过侍郎的是赵氏的另一位友人——潘祖荫。之所以引起这样的误会,除了二人的斋名相近外,还与他们同是赵氏在京师交往的友人,又同是著名的收藏家不无关系。
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号郑,江苏吴县人,咸丰二年1852进士,官至工部尚书。
沈树镛1832—1873,字均初,一作韵初,号郑斋,南汇今属上海市人,咸丰九年1859进士。
潘、沈二人的号部有一个“郑”字,但两个“郑”的含义却各不相同。潘祖荫取“郑”为号是出于他对东汉经学家郑玄的崇拜,他还曾于同治十一年1872十月五日郑玄诞辰之日,摹写郑玄像,邀请同僚好友置酒展拜。沈树镛“郑斋”的“郑”则源自他的碑刻收藏。同治年间,沈树镛有幸收集到北魏郑道昭所书云峰、大基两山刻石的全拓,兴奋不已,遂以“郑斋”为号。
再说官职,《积书岩图》画款中称受画人为“郑侍郎”。“侍郎”是六部中仅次于尚书的高官,清代侍郎的官阶一般是正二品,潘、沈二人中只有潘氏任过此职。沈树镛虽然也考中过进士,但所得官职甚卑,仅官至内阁中书,这是清代在内阁中设置的负责撰拟、记录、翻译、缮写等工作的小官,只有正七品。
与沈氏相比,潘祖荫不仅家世显赫,而且本人的仕途也相当畅达。他的祖父潘世恩是乾隆五十八年的状元,历仕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官太傅,武英殿大学士”。潘祖荫于道光二十八年以祖父八十赐寿,恩赏举人,并于咸丰二年考中一甲二名进士,受职翰林院编修。此后,他的官职屡屡升迁,先后做过工、礼、刑、吏、户五部的右侍郎、左侍郎,直至做到工部尚书,入直军机。《积书岩图》应是赵之谦在他做侍郎时所作。
赵之谦将此图命名为《积书岩图》,顺名思义,是比喻受画人藏书之富。潘祖荫与沈树镛虽然都极富收藏,但沈氏的收藏偏重书画及碑刻拓本,潘氏则更侧重金石、图书的收藏。其“攀古楼”所藏青铜器;“滂喜斋”所藏古籍善本在当时雄冠江南,名满天下。“滂喜斋”是潘氏主要的藏书室名,其藏书后来虽然几经战乱,损毁严重,仍有相当的遗存。据后人编的《滂喜斋宋元本书目》,宋元版本书就多达120余部,清人集部书几近2000种,其藏书之富可见一斑。用“积书岩”来形容他的藏书,再恰当不过了。
关于《积书岩图》的创作时间,画款中虽未署年款,但署有潘氏的官职,我们可以据此推断画作的创作时间。
赵之谦与潘祖荫相识的时间应是赵氏初到北京后不久赵之谦于同治二年到京,他为潘氏刻的最早的一方印章“吴潘祖荫章”作于同治三年的二月,署款为“同治甲子二月赵之谦为伯寅光禄勋制”。潘氏此时的官职是光禄寺卿,兼署督察院左副督御史,尚未做到侍郎。据《清史列传》卷五十八记载,潘祖荫最早署“工部侍郎”的时间是在同治三年的七月,在此后长达15年的时间里,他历任工、礼、刑、吏、户五部的右侍郎、左侍郎,并于光绪五年的三月,迁工部尚书。也就是说从同治三年1864至光绪五年1879的15年间,赵之谦均可称他为“侍郎”。又赵之谦于同治十一年1872应江西巡抚刘坤一的邀请,离开京城前往江西任知县,直至56岁时卒于官舍。为官后的赵之谦曾发誓不再刻印,也很少再作画。因此,《积书岩图》创作的时间上下限应是在潘氏任侍郎之后,赵氏离开京城前往江西之前,即同治三年至同治十一年之间。
至于画作的具体年份,笔者倾向作于赵氏第二次入京会试期间,即同治十年至十一年之间。理由是在同治十年赵之谦写给潘祖荫的一封书信中,提到了将为其作山水画的事:“山水画幅,容即图之,非所擅长,必不佳也。”邹涛先生在《赵之谦年谱》荣宝斋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中认为信中提到的“山水画幅”很可能就指的是《积书岩图》。这种观点,我们通过对此信内容的分析,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首先,从信中“山水画幅,容即图之”可知,作画的缘起显系出于潘氏的请托。这一点与《积书岩图》画款中“郑侍郎命赵之谦画”的语气完全相符。潘氏藏书丰富,请托一幅以藏书为题材的山水画,于情于理都有合适的理由。除此之外,赵氏在这一时期,为潘祖荫搜集古籍善本出了不少力;并为他出版的图书题签作序;还为他集中篆刻了一批精美的藏书印,所有这些显然都是与作此画的初衷是一致的。
其次,赵氏在信中明确地承认自己并不擅长山水画,这并非是对朋友的谦辞。纵观其一生的绘画创作,山水画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逊于他的花卉创作。另外,信的语气也透露出在此之前,赵之谦没有为潘氏作过山水题材的画作。因此,《积书岩图》极可能是赵之谦为潘祖荫创作的唯一一幅山水画。
如果上述推论不误的话,《积书岩图》应该就作于同治十年至十一年之间。其时赵氏43、4岁,应属于其较晚年的作品了。
注释:“郑斋”最早应是沈树镛的书斋名,见于赵之谦为他刻的“郑斋金石”印(见《赵之谦印谱》在)的印款:“北朝书无过郑僖伯,均初既得云峰、大基两山刻石全拓,乃以郑名斋,署余题额并刻是印,同治二年十月,悲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