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玉生活在以董字为中心的帖学时代，他的家庭教育环境更是董字的天下。其父张英，康熙年间大学士、文学家，擅长书法，特别推崇董书，在其著《聪训斋语》中有这样的话：“董文敏书，大小疏密，于寻行数墨之际，最有趣致，学者当于此参之”。张英墨迹几近董其昌，亦可谓专精董字。

    这就决定了张廷玉的书法不会脱离古朴、疏朗、秀逸这一以董字为主体的时代风格而变化为其它的书风。

    据此，看行书“天官赐福”中堂，正文大字顶天抵地，每字相连，几无字距，谈不上匀称，更不要说疏朗了。清前期书风尚疏朗，不会在整幅作品上出现如此的一团黑气。用墨的失败来自于笔法的简单，横、竖笔划由于书写吃力而迟滞，“点”划因没有法度变为墨团等等。秀逸，是清前期崇尚帖学的文人士大夫书体的精神面貌。通观此幅，黑重和板滞充满了画面，参杂着怯弱的用笔，谈何秀逸。

    张廷玉１６７２－１７５５，安徽桐城人，字衡臣，号砚斋。清代名臣、文史学家。其虽不以书法留名于世，但从大大小小流传至今的各种墨迹、匾额、题刻来看，他仍不失为一位功力颇深、修养全面的书法家。从流传下来的张氏书作看，他以董字为根本，上追晋、唐，对王字、颜字及李北海都研习较深。张氏书法字体以行书为主，字形的大小变化不大，通篇布局一般是行、字距都较开，整幅章法使人一看便觉平朴、匀净。他做京官５０年，所以其字在沉着痛快中有行云流水般的圆转，往往看似漫不经心，但时重时轻的运笔总有不偏不倚的法度来把持，流露出胸次非凡的庙堂之气。

    这里正好有一幅张廷玉行书《聪训斋话二则》轴，不妨同行书“天官赐福”中堂作一比较。

    张廷玉书法结字具有董字的右上耸肩这一特点，但起伏徐缓，婀娜多姿。他将董字的竖长结字，溶入赵子昂法变为宽博之势。行书“天官赐福”中堂，结字平板，无右上耸肩起伏状。张氏结体如“家”、“官”等字的“宀”头都很宽大，覆盖下半部并左右伸展；如“理”、“赐”等左右结构的字，一定是中间有较大空隙，横划拉长，字形必然呈宽势；如“神”、“常”等字长竖拉长，但上半部紧密、压扁，使得竖长而字势横。再看行书“天官赐福”，“官”之“宀”头拘束紧张，不能盖住下部；“赐福”二字左右粘连，将好端端宽博之势变为逼仄之形。行书“天官赐福”中堂，无论是大字还是款书同张氏书法结体皆相去甚远。

    张廷玉书法的用笔特点是圆健、朴秀。圆健，张氏笔锋入纸，方切而略有停顿，藏方于内。点划圆形而隐方意，形态变化多，并同下一笔划有牵丝联系。转折处皆转而不折，有圆转流动的美感。运锋半毫铺开，下笔果断，“横、撇”划起笔的字最为典型，起笔痛快，势大力沉。“横”一般较重，尤其是长横的起笔重按已成习惯。撇划更有自己的面目，在一个有撇划的字中，撇往往重而显眼。这些强健的用笔方法表现在着重强调的笔划中，提升了通篇书作的力量感。朴秀是用笔节奏的产物，张氏用笔稳中流动，自然抒情，在藏锋不露、牵丝徐缓中领悟到快捷迅疾的姿态。反观行书“天官赐福”中堂，用笔看以粗重，实则无力，如“天”之撇划，“官”之点划和下半部，“赐”之最后两撇等。撇划基本是无力地拖出，既不合张氏撇划用笔的外形，更无其用笔的圆健，而呈“鼠尾”病态。转折的差别也较明显，“天官赐福”中堂转折方硬、突然，转过以后似有“折断”的感觉，并且在转折处有很重的按笔、方角。这是张廷玉用笔所绝无仅有的。另外行书“天官赐福”中堂众多的横竖笔划基本是一样粗细。当然，大字中堂的笔划粗细变化不会太大，但即便如此也不能每划粗细均匀到没有区别的地步。应该说行书“天官赐福”只能是一幅赝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