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订缘起
壬申(1992年)之秋,余在苏州人民路吉由巷口一古玩店获见一书画小册子。该册系经摺式全纸裱原装,内容除首开为画迹外,其余约十开皆为书迹,有如“潘钟瑞(1823—1890,字生,号瘦羊,别署香禅居士,苏州人。擅书,精于金石考证,著有《奉思录》、《虎阜石刻仅存录》、《苏台麋鹿记》等)、潘志万(字硕庭,号笏庵,苏州人。清诸生,继承其父介繁〈1829—1893〉‘桐西书屋’藏书,增益甚多,尤富碑版。工书,尤精金石考证,著有《金石补编》等)”诸家墨迹。所见一图画“重峦峭壁,中开一洞,薛萝覆之,(有一翁)已趺坐其间,如老僧入定状。”画系墨笔,画笔纯熟,结构疏密有致,饶有意趣。款署“棱伽山民革享翁”,钤“偶然”白文印。余因当时不知“棱伽山民革享翁”姓名,遂向店主请教。告称“棱伽山民,乃乾隆时苏州人顾大昌。”余闻之愕然,复询何以知之。答道:“倘若不信,可查《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笔者按: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以下简称《辞典》)P1532记载:顾大昌(清)字子长,自号 (通“棱”)伽山民,江苏苏州人。工画山水,纯用古法,取径极高,一洗时下肤浅之习。乾隆四十八年(1783)尝写李德裕见客图。《寒松阁谈艺琐录》然而,余按所见册子的纸本,和书画的墨色、气息等来看,该册子中的书、画应该同是清季同治、光绪年间人的手笔,与“乾隆时”无涉。但因《辞典》既有记载,又商家为赢利多好“说近为古”,故亦无可与之论辩,只能存疑待考。
二、顾大昌与顾曾寿
由于《辞典》记载:“顾大昌,字子长,自号楞伽山民,江苏苏州人。”遂想起徐邦达先生《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中有《刘泳之生卒年岁考订》一文,其中述及:“棱伽山民顾子和,是泳之的弟子,撰有《归实斋画计》一篇,都是记录刘氏遗作题语。曾见手稿于苏州文管会”。况且徐文尚援引顾子长《归实斋画计》文字一则,其中略谓:“刘先师泳之……嘉庆十四年二月十九日生,……道光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以毁卒,年三十九岁。”由此可见,顾子长(大昌)的老师刘泳之(彦冲)生于1809年,卒在1847年,那么作为刘氏弟子的顾子长绝无可能在早其老师生年二十六年的“乾隆四十八年(1783)尝写李德裕见客图”。据此可以想见此讹始必为《辞典》之误。为此,余又查检了《中国画家大辞典》(北京中国书店1982年3月根据神州国光社1934年8月版《中国画史人名大辞典》复印),见P747所载“顾大昌”词条内容同样出自《寒松阁谈艺琐录》(作者张鸣珂,1828—1908,浙江嘉兴人。号公东,又号寒松老人,室名寒松阁。咸丰拔贡。工词,嗜书画。著有《寒松阁词·诗集·谈艺琐录》、《说文佚字考》等。)而确无“乾隆四十八年(1783)尝写李德裕见客图”一语。鉴于上述,“棱伽山民顾子长(大昌)”艺事活动的时间应该在清道光至光绪年间,但其与“棱伽山民革享翁”是否为同一人?对此尚需再作考证。
经查检《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杨廷福,杨同甫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在488页见“棱伽山民顾曾寿”;546页见“棱伽山民顾大昌”。据此来看,别号“棱伽山民”者也许有二人,而“棱伽山民革享翁”颇有可能是“棱伽山民顾曾寿”的字号。但这一推度,只能有待从相关画迹或文献中获得材料后才能证实。
嗣后,余在“朵云轩近现代书画展销会”中获见《空谷幽香》扇片,画系双勾填色兰花,图端有以隶书题:“七芗有此本,因抚之。乙亥二月,棱伽山民”,名款下钤一“偶然”白文印。就该款题的字迹和“偶然”印章来看,该扇画与前所见“棱伽山民革享翁”画迹显然出自同一人之手。再从扇画款题内容来考察,“七芗”,应是清嘉(庆)道(光)画家改琦(1773——1828,字伯蕴,号七芗,别号玉壶外史);“乙亥”,鉴于“七芗有此本,因抚之”应是清光绪元年,即1875年。由此可以证明“棱伽山民革享翁”应该与同册书家潘钟瑞、潘志万等为同时人,唯其姓名仍无法考得。
三、棱伽山民顾曾寿其人
在上述余曾推度“棱伽山民革享翁”颇有可能是“棱伽山民顾曾寿”的字号。这一推想终于在见到吴昌硕(俊卿,1844——1927)撰《顾曾寿传略》(原件现藏浙江省博物馆,兹据沙匡世校注,吴昌硕《石交集校补》, 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一文后被证实。《顾传》全文如下:
棱伽山民姓顾氏,名曾寿,字革享翁,吴人。性孤介,余因顾茶村识之,盖其族也。能诗,工画。尝画重峦峭壁,中开一洞,薛萝覆之,已趺坐其间,如老僧入定状。凡为数幅,分赠知交。并以一幅自赠 ,题曰:“革享翁尝作小像赠师友,又为此以赠棱伽山民。山民者,山中之民,或曰非也,偏考乡会试录及秀才册纳粟簿皆无之,其姓名终不可得。有人于棱伽山见其题名,不知为何许人云。”复系以诗曰:“是人名仿佛,更或号依稀。体具三才列,心通大道微。东西南北路,得失死生机。贤圣与仙佛,勉旃共所希。”山民不乐家居,时在荒谷绝涧,或箕踞松石间。喜吐纳导引之术。体丰硕,自号肥猪。将卒,自为挽句云:“仙人一去如黄鹤,达者不必吊仓蝇。”盖好奇之士也。
从吴昌硕所撰顾氏传略中可知,余所见“棱伽山民革享翁”款画迹,乃顾曾寿“凡为数幅,分赠知交”画迹之一。又顾氏姓名、字号、籍贯、艺能等均已清楚。有关“棱伽山民革享翁”之姓名之所以鲜为人知,原因在于其“性孤介”,加上“山民者,山中之民,或曰非也,偏考乡会试录及秀才册纳粟簿皆无之,其姓名终不可得。”因而即使在当时“有人于棱伽山笔者按:棱伽山,亦称上方山。地处苏州城西南郊,今为国家森林公园。见其题名,不知为何许人云。”难怪其画迹流传至今,使人难知作者姓名,同时对其作品的年代也产生了混淆。
例如:上海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2004年春季拍卖〈中国书画〉》(《图录》下册)中第1056标的“顾大昌(近代)《无量寿佛》”,并标注“1924年作设色纸本 立轴 款识:有仁义心得无量寿 甲子以后摹冬心翁本 棱伽山民 钤印:偶然(白),铁砚世家(朱),95×43CM约3.7平方尺 估价:4000——6000元(人民币)”。综观该图的画笔、款题字迹、用印,与前所见“棱伽山民革享翁”分赠 知交的自画像画迹,及《空谷幽香》扇片悉同。因此该拍品应是棱伽山民顾曾寿手笔无疑,而《图录》在标注文字中称之为“顾大昌(近代),1924年作”显然有误。究其错误的原因,想必由于查检《辞典》之故;再则对款题中“甲子以后摹冬心翁本”一语中“甲子以后”的误解。其实“甲子以后”应指“周甲(六十花甲)之后”,而非“岁次甲子年”。综上所述,所关棱伽山民顾曾寿艺事活动的时间,应该与吴昌硕的另一位石交师友潘钟瑞(1823——1890)相近,即活动在清道光末至光绪初年。
四、顾曾寿的书跋墨迹及姓名印
棱伽山民顾曾寿在书画上签署姓名、钤用姓名印章的作品至今尚未一见,仅在其经藏的《唐尹善 墓志》册(顾氏题签,钤“偶然”一印)墓志正文中见有三处钤“顾曾寿印”“顾曾寿”姓名印(均白文)。册尾有顾氏书跋一则,跋曰:“右尹善 墓志,字法冲和,得虞永兴笔意居多,为初唐人书之上品也。此本同治八年刘泖生赠予。棱伽山民(钤‘偶然’一印)”从这则书跋的内容中不仅可以反映顾曾寿于金石碑版的喜好,及其生活时间、交游(刘泖生,1827——1879,浙江江山人,名履芬,字彦清,号泖生,别署沤梦,室名紫藤花馆、古红梅阁。工诗词,有《沤梦词》、《古红梅阁遗集》。)等情况,而且由于书跋的字迹、用印与前所见画迹上的款题字迹、用印皆同,因此“顾曾寿印”、“顾曾寿”两印(《墓志》拓本上别有“江山刘履芬观”、“彦清珍秘”两鉴藏章),堪为考订“棱伽山民革享翁”姓名提供了直接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