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白先生《关于祝允明草书的一些看法——读〈祝允明草书自诗卷〉》（《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２日７版；以下称“沈文”）一文，指出拙文《〈祝允明草书自诗卷〉辨伪》（同报２００６年７月５日７版；以下称“前文”）题语释文中的几处笔误，在此谨表谢意。
　　
    至于题语中“数勺后”之“勺”字，沈文释为“白”，然《石渠宝笈三编》著录中释为“勺”。在书法的释文或者对时俗的理解上，古人比我们更具有优势，应当尊重他们的见解才是。

    一
　　
    沈文举出《祝允明草书七言律诗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以下称“《七言律诗卷》”），认为此卷与《祝允明草书自诗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相比，在通篇布局与个别重叠字上，都能“找到一些相似之处”，“见出一些渊源”。
　　
    其实，《七言律诗卷》是一件很有问题的作品。
　　
    首先，此卷自题云：“乙酉秋日，丛桂堂酒次书。枝山道人。”其中“丛桂堂”为疑点之一。吴宽（１４３５～１５０４年）《匏翁家藏集》中有《丛桂堂前看月有感……》、《丛桂堂前五咏》等篇，文徵明《怀吴文定公（宽）》（《文徵明集》卷八）诗：“丛桂堂前春草生，欧公不见岁重更。山川明丽悲陈迹，乡里凋零忆老成……”，可知“丛桂堂”为吴宽之斋号。
　　
    吴宽是祝允明祖父的好友，祝允明从幼年起，就得到吴宽的赏识。而祝允明对吴宽尊敬有加，并视其为知己之一，其《怀知诗·吴文定公》（《怀星堂集》卷四）：“穆穆文定，渊渊金玉。风被四远，誉髦归淑。伊余小子，钦承在夙……”，可见祝、吴二人当属忘年之交，祝允明必熟知“丛桂堂”为吴宽之斋号。
　　
    《七言律诗卷》卷末署嘉靖乙酉（１５２５年）年，其时距吴宽去世已２０余年。犹如今日提起“大风堂”，人们自然会想到张大千，当年祝允明在书写“丛桂堂”时，势必想到吴宽。若此卷真为祝允明于吴宽故居所书，其题识中当有感怀之语；若此“丛桂堂”，非吴氏之“丛桂堂”，书家当于题识中有所说明，以示区别（如：《怀星堂集》卷二八有作者为友人王钅奇所撰《燕翼堂记》、卷二九有《陈氏燕翼堂记》）。此卷末“丛桂堂酒次书”寥寥数字，不能不令人生疑。
　　
    再从书法上看，祝允明，号枝山，因而其书写的“山”字，极富个性。其“山”字有两种写法，其一，起笔为中间的一竖，再写左边的折笔，最后为右边的竖笔（图１，辽博藏《草书秋兴八首之一》署款）；其二，起笔为左边的折笔，再写中间的一竖，又顺势带出右边的竖笔（图２，辽博藏《草书唐诗》署款）。虽然，受到时间、场合、笔纸、书体以及情绪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书写中会略有变化，但笔势的一致性则非常鲜明，可以作为鉴别祝允明书作真伪的依据之一。
　　
    反观《七言律诗卷》，卷内诗句中出现三处“山”字，其中两个均于起笔转折后，画出一圆圈再收笔，且笔力轻飘软弱（图３）。所见数十件祝允明草书作品，此种“山”字的写法是唯一的一例，故有违书家的书写习惯，难以认同为祝氏手笔。
　　
    还有署款问题，此卷“枝山道人”中之“枝山”，与祝允明的署款亦不符合（图４）。其中的“山”字，虽未如前述那样，画出一个圆圈，但笔势却是相同的。
　　
    显然，如果将疑问较多、尚有争议的《七言律诗卷》作为参照之一，来比较某一件祝允明书作的真伪与否，势必会造成“剪不断，理还乱”的局面。
　　
    二
　　
    沈文还举出《祝允明赤壁赋卷》（上海博物馆藏），认为此卷为祝允明“４３岁时书”，此说或出自陶喻之的一段文字说明（《中国书法》２００６年第６期）。实误。
　　
    此卷虽未署年款，但从书风及笔法上看，绝非书家中年之作。卷后文嘉跋云，此卷“盖其（祝允明）晚年用意之书”，当为确论。
　　
    祝允明《题草书后》说：“予旧草书不甚慕山谷（黄庭坚），比入广，诸书帖皆不挈，独《甲秀堂》一卷在，日夕相对，甚熟略，不曾举笔效之也。昨归吴，知友多索书，因戏用其法……时为辛巳（１５２１年）六月，在天津官舟雨中”（《怀星堂集》卷二六）。据此可知，祝允明将黄庭坚之法融于自己的书作中，是在６１岁以后。故颇得山谷笔意的《祝允明赤壁赋卷》也必作于书家６１岁之后。因此，沈文说：“我们不禁要问，６４岁的祝允明怎么会写不过自己４３岁的水平呢……”，更为不妥。
　　
    再者，《祝允明赤壁赋卷》为狂草，而黑龙江省博物馆藏《祝允明草书赤壁赋卷》（作于６４岁；以下称“《赤壁赋卷一》”）则为一般的草书。具有很高书法天赋的祝允明，同时可以写出多种不同的书体，这在书法史上是罕见的。所以，将其两种不同类的草书作品相比较，试图分出其高下或真伪，也是不适宜的。
　　
    三
　　
    前文曾以均作于６４岁的《草书自诗卷》（江西省婺源县博物馆藏）、《草书柳宗元梓人传轴》（北京市文物商店藏）为例，指出《赤壁赋卷一》（图５－１）为真迹。本文再提出两例，所书内容均为“赤壁赋”，又书于１２５４年（６５岁）中秋日的同一晚上，姑且以《赤壁赋卷二》（图５－２；个人收藏）、《赤壁赋卷三》（图６；见于《支那墨迹大成》）称之。
　　
    将这三件《赤壁赋》加以比照，除了在行气上，《赤壁赋卷一》稍显紧凑、《赤壁赋卷三》有些疏朗之外，在通篇布局、章法结构、运笔使转乃至众多重叠字上，都具有相同的渊源，尤其是署款中的两个“枝山”，如前述，风格十分鲜明，而三个“允明”，更显出个性的一致（图７－１、２、３）。此三件《赤壁赋卷》同出于一人之手，是不容置疑的。
　　
    总体来看，祝允明草书大致可分为三类：前述上海博物馆所藏《赤壁赋卷》属于第一类，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千字文卷》属于第二类，此二类传世作品较少。第三类即前述三件《赤壁赋卷》等，此类传世作品较多，亦易于比对和辨认，作为祝氏草书作品的主流，更显其书风本色。因篇幅所限，难于一一列举，识者当知之。
　　
    至于这三类之外的“祝允明”草书作品，为数不少，需要仔细研究、慎重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