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来，在同我交流古瓷鉴藏知识的朋友中，不少藏友特别重视看器物有没有纪年款。他们以为写有纪年款的就是真器，或者写什么朝代纪年款的就是什么朝代的瓷器。当代古瓷制假行当中，就有人利用古瓷收藏初学者这种经验不足的鉴藏心理，在伪造的“古瓷”上写上伪造的纪年款，用以蒙人骗钱。奇怪的是，某些编著古瓷图书的人，竟然也把此类伪款伪器的东西堂而皇之地收录到自己的著作中，印出来向社会宣传，自己失误了还要误导读者，实在有点为虎作伥的味道了，试举一例：

　　2004年国内出版的一本关于青花瓷图鉴的书中，作者向读者们介绍了一只“宋代磁州窑系英宗年制款青花花卉加紫梅瓶”照片，并另附底部“英宗年制”青花四字楷书款特写照片。从鉴定角度来说，别的什么特点、特征都可以不论，单从这只梅瓶的青花四字款，就能断定它是一个极其缺乏历史知识的制赝者所做的蹩脚货。

　　大约从周朝开始，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就特别重视“礼”的制度建设与规范作用，上自国君贵族，下及黔首百姓；大至邦交征战，小到待人接物，无不制定出一套“礼”来对社会、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指导和约束。就是对死了的人，也制定出“谥法”来进行评价性的盖棺论定。“周文王”、“秦穆公”、“汉高祖”、“唐哀帝”、“宋太宗”、“元世祖”、“明孝宗”、“清圣祖”等等，都是这些国君或皇帝死后，皇位继承者、贵族和大臣们对他们议定的谥号。因此，古代的国君、皇帝们生前既不知道自己死后的谥号，更不可能用自己的谥号作为纪年工具。退一万步来说，假如某位皇帝活着的时候让臣下为自己预先拟定了一个满意的谥号，他也绝不会用这个谥号作为自己临朝称制的年号，这种荒唐的事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绝没有发生过。而且老国君、老皇帝死后，他们的继承者新国君、新皇帝可以给已死的前者以辉煌的谥号，但绝对不肯、也没有人用已死者的谥号来作为自己在位纪年的。清代只有嘉庆四年以前的官窑瓷器上仍署“大清乾隆年制”的底款，这是因为乾隆活着就把皇帝位子让给儿子顒琰来坐，他当了太上皇。儿子为了取悦和尊敬仍然手握实权的老子，就让官窑器上仍署“大清乾隆年制”的底款，但国家纪年已从乾隆六十一年元月改为嘉庆年号了。

　　在明代永乐朝以前，除了瓷器铭文（不是专门款识）中有使用皇帝年号者外，作为有意识标志该器物生产制作年代的，往往以工匠个人的表达习惯，在器物的胎体上刻上时间，或者由器物的使用者用墨书方式写上时间，笔者收藏的一只用做陪葬器的元代定窑系白釉碟残片就是物证。这只白釉碟高3．3厘米，复原口径14厘米，足径4厘米，碟心内刮有涩圈。从圈足小、足墙外撇、足内心留有乳钉可以鉴知，这只白釉碟是元代产品。在碟外圈足周围未上釉的胎面上，有墨书“大德九年十月×文”字样，圈足内亦墨书一“文”字。查“大德”年号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只有南宋高宗初期同时代的西夏王朝崇宗赵乾顺和元朝成宗铁穆耳两位国君使用过。西夏的“大德”年号仅用了5年（公元1135—1139年），元成宗铁穆耳使用“大德”年号共计11年（公元1297—1307年），所以，从墨书纪年上也证实这只白釉碟应是元代产品。

　　从资料可证，正式以在位皇帝年号在瓷器上署写“××年制”或“大明××年制”、“大清××年制”等款识，并成为一种官方认可的制式署款方式，中国古陶瓷界以真品实物为依据，公认是从明代永乐朝开始的，此前没有这种署款方式。但当时署款器很少，目前仅见永乐官窑青花压手杯等，这种署款方式在明宣德朝才普遍使用并传至清末。“宋代磁州窑系英宗年制款”青花花卉加紫梅瓶所写的“英宗年制”款，犯了两个低级错误：其一是不懂得“××年制”这种制式署款方式出现的时代，将明代才开始出现和使用的制式署款方式拿到宋代乱用。其二是不懂得谥号来源和用途。宋英宗名赵曙，是宋仁宗赵祯的养子，登基后改元“治平”，在位四年，死后谥号英宗。“英宗年制”款的矛盾在于，赵曙生前并不知道自己死后谥号英宗，怎能在活着时用谥号纪年？他不嫌晦气？赵曙死后其子赵顼继位，改为“熙宁”并用之纪年，并无用英宗谥号纪年之事、之理。因此，单从这件器物的底款，就可判断其为伪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