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界中，多数人认为龙泉窑始烧于北宋初期，这种看法沿用了民国时期陈万里先生在几次对窑址考察后得出的结论。陈万里先生在当时首先提出，在对窑址进行科学考察的基础上，通过对造型、胎釉、装烧工艺等诸环节的研究，作为对龙泉窑的断代依据。这种研究思路和科学态度，开创了我国对古陶瓷研究的先河，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由于受当时的社会状况、考古发掘资料、科技手段、资金投入等各方面的限制，对龙泉窑的研究仍不够全面，甚至出现部分谬误，这都是在所难免的。建国后冯先铭先生主持编写的《龙泉青瓷》及《中国陶瓷史》，在龙泉窑始烧年代的问题上，基本上沿袭了前期的思路和观点。其后耿宝昌主持的《龙泉窑瓷器鉴赏》一书中，提出了存在早于北宋初的龙泉窑产品的观点，此书是在“文革”前对龙泉窑二次考古发掘的基础上编写的。浙江博物馆出版的《龙泉青瓷》，则明确地提出了五代龙泉窑，并描述了它的工艺特点。

    近几年来，随着古陶瓷研究界及收藏界对龙泉窑的研究逐步深入，关于龙泉窑的始烧年代争论也越来越多。持三国始烧观点者以出土于松阳、丽水等地的当地窑口的瓷器作为立论依据。但笔者认为，这些瓷器数量很少，且大多做工粗劣，和五代及北宋龙泉窑的瓷器在工艺及文化特点上没有任何传承关系，系当地土窑为满足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粗制产品，列入龙泉窑显得过于牵强。

    笔者认为，龙泉窑始烧于五代晚期这个观点比较有说服力。宋人庄绰的《鸡肋编》载：“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需索，益加工巧。”“钱氏”即五代江南一带属于吴越国的钱氏王朝统治，依据“禁廷”的“制样需索”，为朝廷烧造“贡品”，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间亦如此。有人认为这段记载，是庄绰误把北宋初的越窑产品看作龙泉窑产品，从而否定龙泉窑始烧于五代。其实根据庄绰的资历及见识，这种假设性的推断是很难站住脚的。庄绰的一生大约经历了北宋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和南宋高宗五代，曾在南北各地的郡县做官。足迹遍及京西、秦凤、淮南、两浙、福建、江西、荆湖和广南，交游甚广，见闻颇丰，其记载应比较可信。

    近年来，在庆元靠近龙泉一侧的曹岭，以及靠近庆元的松溪一带，几处五代时期墓葬出土了一些龙泉窑瓷器，这与北宋时期遗存的龙泉窑瓷器存在明显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