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瓷器中，确实有带“官”字和“新官”字款的。据有关窑址，墓葬考古资料统计和国内的研究论述，对这种“官”字款器（含“新官”款，下同）我们可以归纳如下：

　　一、从烧制时间上看，它们出现于唐代晚期，经五代，至北宋中期停烧。

　　二、从窑口和瓷种上看：1.北方定窑的“官”款器只出现于晚唐至北宋中期的白瓷产品中；2.耀州窑的“官”款器只出现于五代时期黄堡窑的仿越窑青瓷产品中；3.南方越窑“官”字款瓷器，仅从五代和辽的两个墓葬中分别出土过一只青瓷双系罐和一只青瓷花口盘。另外，在内蒙古赤峰市缸瓦窑遗址出土的匣钵和垫柱上发现刻有“官”“新官”款，但未发现刻“官”款的该窑瓷器标本。

　　三、从质量上看，凡带“官”字款的瓷器都属于各自窑场中的优质产品。例如，1984年在西安火烧壁唐长安城安定坊遗址窖藏中，一次出土了33件“官”款定窑白瓷器，件件精美无比。而五代耀州黄堡窑的“官”款产品，无论其釉色或工艺都可与同时代的越窑精品相媲美。

　　四、从生产目的上看：“官”款瓷器是在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窑”出现以前（北宋后期）生产的，因此它既不同于宋元明清的官窑器，也不是民用商品瓷，而是地方民间窑场向朝廷进献的贡器或者官府的定烧器。

　　五、从数量上看，这种“官”字款瓷器的烧造并不算多。1979年冯先铭先生的《有关临安钱宽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问题》一文中，对当时国内外所发现的出土及公藏、私藏“官”款瓷器（含有款残底）进行了列表统计，共汇总为70件。1999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权奎山教授在其《关于唐宋瓷器上的“官”“新官”字款问题》一文中说：“迄今发现的‘官’‘新官’字款瓷器的数量，据初步统计，已逾200件”（见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5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这个统计中不但包括完整器，也包括带“官”字款的器底残片。我认为，还会有一些民间收藏的标本未被收录，但不会太多。

　　六、从器物造型上看，以碗、盘、碟类餐具最多，在少量瓶、壶、罐、盏托以及笔添这样的文房具上也有发现。

　　七、从落款方式上看，均为划刻款，大多数是在器物施釉后未入窑前用尖状工具（不用刀）划刻上去的，只有极少数是在露胎底部划刻的。

　　八、从书体上看，行、楷、草书皆有，以行书居多，未见隶、篆。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国内古玩市场上就出现了几种底部凸印或凹印“官”字款的假古董瓷器，其中有一种注浆薄胎白釉器使许多初涉古瓷收藏者上当。这种薄胎白釉器都用乳白釉注浆，一般外部都模印上龙凤、松鹤等图案，在器物外底中心凸印一篆体“官”字。在未注浆前，把蓝色、黄色的龙、凤、红色的火云等透明图案纸预置于器壁内部，注浆烧成后这些彩色图案就隐在白釉器内部了。逆光看是印花白釉器，迎光看，夹在内外壁白釉内的彩色图案就显现出来。其实，初入藏道的朋友之所以上当受骗，是他们不了解古瓷的生产和工艺。首先，古代瓷器的白釉达不到注浆器这样的白度；其次，古代制瓷技术中没有注浆以及在器内贴印彩色图案的现代工艺；第三，除前述“官”字款瓷器外，更无篆体“官”字款瓷器。

　　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假“官”字款的白釉注浆器，在古玩店里被装进锦盒来蒙人，而今在景德镇满地摊都在卖，其身价也由几百近千元一只跌落到十块八块，甚至五六块钱就能到手。

　　近年来的假“官”字款瓷器中，以仿哥釉器最为多见。

　　许多古瓷藏友之所以屡屡为伪“官”字款瓷器所骗，主要原因在于鉴藏古瓷时的思维方法有误。人们没有把鉴藏功夫花在基本功上，从理论和实物标本两个方面的结合上去学习知识、提高眼力，而是简单地以为有“官”字款的就是真古瓷，甚至是真官窑古瓷，制伪者也正利用了这种浅显思维的弱点。不仅伪“官”字款瓷器能骗人，那些写的、刻的、青花的、釉里红的“大元国至正X年”“大元国内府公用”“大元国成吉思汗纪国用上”等假古瓷也被人买着珍藏，有的还上了高档图录，甚至还有颇为知名的专家为之写序张扬。如此下去，实令人忧虑。

　　如果这篇文章能有助于藏友提高眼力，提高警惕，不再上“官”款伪器的当，并且推而广之，不再热衷于在地摊上和古玩店里买“五大名窑器”和明清官窑器，那就谢天谢地了。因为这种好事根本轮不到我们普通藏友，除非有十分内行又通渠道的朋友帮着找货、掌眼，并且得准备好五位数甚至六位数的资金才行，因为这是内行捡得上述珍贵瓷品的“漏”的起码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