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文物被视作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不仅一些完整器物，甚至某些时代一些著名窑口的零星残片亦被世人奉若拱璧。至迟自宋以降，瓷器的仿制做伪，代不乏人，因此这类文物的辩伪工作就极为繁重。在分析仿制做伪时，首先应掌握它与其他门类文物做伪的共同规律。这种共性体现在：它们防伪的对象，绝大部分为各时代的精品、美品，一般品、大量存世者即较少去防伪，例如，对明清瓷器，防伪对象基本是官窑器或民窑精品，这样可使鉴定工作有大致的范围。防伪的水平是随着人们研究收藏活动深入而提高的。时代越晚，越可能出现足以乱真的货色。应对近年出现的貌似真精的“文物”更为深入地推敲。

    鉴定时除了考虑以上“共性”外，更要考虑瓷器文物的特殊规律及表现，即在鉴定具体文物时，往往对“个性”的掌握更为重要。

    瓷器文物防伪手法代不相同，有发展益精的过程，且手段繁多，层出不穷。粗略介绍，有杜撰（凭空捏造），模仿、复窑、提彩、脱釉、补釉、补缺、拼接，旧坏新彩，旧胎加刻，新物旧款，套口，撞底，磨口磨底，去耳补彩，去流除柄补画，等等。但归纳起来，不外加周晓陆先生指出的由“质、形、文”三项来考察其仿制与做伪（这符合绝大多数文物防伪的一般规律）。下面，就瓷器文物具体地作些分析：

    从“质”入手。主要针对瓷器的胎质胎色，釉色釉质来看其年代的窑口。如胎质细腻或粗糙，含沙量多少，胎烧结程度，胎敲击发声是否清越，胎色区别及深浅程度。化妆土施用情况，厚薄，色泽。釉的性质，透明与否。釉的厚薄均匀否，釉开片及缩、流情况如何，釉施的方法（蘸、刷、浸、荡等等），釉的色别及深浅程度，釉胎结合状况，等等。

    从“型”入手。造型是瓷器文物鉴定的一个重要依据，造型有明显的时代风格，反映出不同时代人们的实用选择与审美意识。一般地说，有型似与不似，大至有无此品类的出现，小到口唇，腹壁，底足，流口，金板耳，系耳等等诸方面的形象，也包括内部，如内壁、管孔的形象等方面。有型变与未变，如套口换底，如磨口去耳等等。有型的尺寸如何，如大小、厚薄、长短、口径或其他部分直径，等等。

    从“文”入手。对于瓷器文物而言，包括它们身上除釉色本身而外的所有装饰，如刻、划、印、贴、塑、绘、釉上彩、釉下彩、写等等手法，如纹样、文字、款识（款识当然主要也是文字，主要指纪年款、堂号款等，而文字主要指诗文词赋，吉祥词句等）的内容与风格。这一方面面广量大，牵涉到许多实用的、装饰的、审美的、时代的乃至社会阶层的与民族的、民俗的问题。

    从这三方面入手的方法归结于一句话，就是认准它们的“时代风格”。从正面分析，要看所仿所伪的货色与真品时代风格相去多远；从反面再分析，则要看这些防伪货色本身的时代风格。因为，防伪文物是人们特有的一种社会活动，出现“赝鼎”的历史直溯于春秋之前，所以广义的文物概念，应包括这些防伪品。可是，针对某一时代、某一类或某一件文物而言，却有真品原件与赝品伪件的区别。如清雍正朝仿北宋官窑瓷瓶，无疑它属清代文物，但相对北宋官窑瓶而言自然又是一件伪品。这即是从正反两方面分析应获的结论。再例如，仿一件宋汝瓷，有南宋仿、明仿、清前三朝仿，清末民初仿，现代仿，自有不同的时代风格，它们的价值是不一样的。鉴定瓷器，除了“时代真”范畴之外，还有“窑口真”的问题，如同是一件钧瓷，有八卦洞窑烧制的御用品，也有其他窑烧的一般钧瓷，两者价值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作瓷器文物的鉴定辩伪，除了多读文献书本，更重要的是多接触实物。真品、伪品都要多看，胸中烂熟百千件，才具备了尝试鉴定的本钱。完整器要看，残破瓷片更要看，这样由表及里，胎质、釉厚等要点才能从本质上得到把握。完整器上往往不能获得完整的知识，而残片上往往可取得完整的信息。此外，要培养“灵气”，具有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本领。同一时代文物不论质地差异，总有一定相关性，如一件所谓明代青花瓷器，图案用清代绘画中常见题材，那么基本可依据书画文物标准来否定这件瓷器的时代真实性。这方面牵涉的知识面非常宽泛，所以有成就的古瓷鉴定家必然是饱学之士。

    文物鉴定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干这行的几乎人人都有看错、看走眼的辛酸甚至苦痛经历，这是很正常的事。瓷器文物鉴定和其他文物鉴定一样，“辩伪易，认真难”，即有明显破绽的防伪品，一望可知。对一些“真、精”品，则要揣摩再三，慎之又慎。当人们看到一些鉴定专家不愿把话说满。常留很大余地，总感到一种玄机妙术。其实，这是科学态度，因为个人的认识总有局限。文物鉴定是人人可学，但并人人可干的，人们在这方面的成功与否，将与其勤奋（眼、手、脑）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