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术界、藏界对元代瓷器，尤其是对元青花展开了空前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在济南、青岛、景德镇、上海、广州等地多次展开了“民间收藏元青花学术研讨会”。应该说，从各次会议分析观察，这类会议的原始动力出自民间藏家对自己手中藏有的或真或假的元代瓷器，尤其是“元青花”自我认知，而非出自学术界对其鉴定的本能要求。准确地说，是各路藏家对自己手中的藏品要求社会予以承认和肯定。而学术界无可奈何地顺应这种强烈的形势被动参与其中而已。各次会议学术界、藏界都进行了一定的准备，精心筹备了自己的藏品，并准备了相应的材料，进行学术交流。纵观各次会议，应承认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主观动机和交流成果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民间组织参与的学术交流毕竟是藏界历史上的突破，是发展历程上的新生事情与历史必然。但每次会议的结局却是差强人意，多次会议都呈现出以专家为主体的否定派和以藏家为主体的肯定派。两派观点对立，互不相让，争执不下，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每次都无法取得共识。多年来，对存世的，尤其民间收藏的元代瓷器，尤其是对元青花争议很大。笔者认为有必要请藏家、辨家冷静观察，客观分析。对元代瓷器鉴赏乱象之本质及产生的主、客观因素进行客观地透视。找出乱源之所在。以便“庖丁解牛”、顺藤摸瓜，对症下药，去认真总结、分析，或许对元青花的研究大有裨益。
一、 元青花珍稀因何起源
纵观我国历朝历代陶瓷遗存丰厚，可谓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惟独是元代瓷器，特别是青花瓷却如同凤毛麟角，寥若晨星，馆藏稀少，民间难寻。
难道是元瓷不优秀吗？否！可以说元代瓷器的创新是以前各朝各代所无法比拟的。元代瓷器的实物遗存恰恰证明了元代正是从老窑古瓷向现代瓷器发展过渡的时期。创烧出了无以伦比的青花精粹，釉里红，卵白釉“枢府瓷”，宝石蓝釉，青釉，龙泉瓷，孔雀蓝、绿釉……可谓是冠盖前朝，诸多珍贵瓷种令人望尘莫及。难道是元代历时短暂，遗存有限吗？非也。元代从1279年至1368年，共计十五朝，经历近百年，可谓是疆域广阔，横跨欧亚，文化远播。产量有限吗？并非如此，从目前挖掘出土的元代古窑址看，遗存丰厚。历年来从海外各国的遗存上或是从海外贸易沉船打捞出水的瓷器上看都是海外贸易的主流产品，品种丰富、数量巨大。难道又是元代各朝黎民百姓不普及使用瓷器，统统输出国了？老百姓都用泥盆、陶碗盛水用饭吗？事实并非如此。从遍布全国各地、地层出土和藏家手中各种元代精妙瓷片更证明元瓷使用地域之广、数量之大、涵盖广泛，更是杂瓷难以比拟的。难道是元瓷轻薄易碎，不经久耐用，破损严重，影响遗存吗？恰恰相反，可以说没有任何一朝的瓷器有元瓷这般敦实厚重，瓷质坚固、耐用。以上反问和答案都是熟悉元代瓷器藏家不争的共识。既然元代瓷器如此优秀，又产量巨大，使用广泛，坚固耐用，输出众多，那为什么当今元瓷如此珍罕，反差如此巨大呢？这就不能单纯从技术层面、工艺制造上去查找原因了。要从元末明初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层面去观察、分析，找出问题之所在。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了近百年的特殊历史时期。元代蒙古贵族极其野蛮而残酷地统治了汉族及其他民族，其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元代统治者将社会分成了四等。一等为蒙古族，二等为色目人（指西域各族），三等为汉人，四等为南人（指至长江以南对蒙族反抗最激烈的民族）。蒙古贵族可以任意侵占汉人的土地和资产，让汉族无偿地服徭役，殴打汉人不许还手，杀了汉人不偿性命。
元末明初，由于改朝换代，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剿灭元朝文化理念，破除元人民族习俗，采取了许多强制措施，使元代文化蒙受了一次大的劫难。那些深刻印有元人文化印记的瓷器也在劫难逃了，元瓷自此销声匿迹，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不仅如此，其他方面也多有体现。例如，唐诗、宋词、元曲都是不同朝代我国文化的珍贵遗产，而唐诗、宋词传承有序，生生不息。而元曲却到明代停滞下来，这又是向人们昭示、说明了什么呢？
读者藏家至此可能会质疑笔者，文章谈元瓷鉴赏之乱源，是否跑题了。非也，从明初至今，元代瓷器如此珍罕，而历史文献记载又如此稀少，各类元代瓷器在元代百年历史长河中是什么年代烧造而成的；主窑址在哪里；各生产哪些类别的瓷器；“枢府”瓷是否是官窑瓷器；延型元青花是否归民器；至正型元青花是否归官器；元青花是否是专为海外贸易烧制……一系列尚待考证说明的问题都未有定论。这些不正是当今鉴赏元代瓷器认识论的根本乱源之首要问题吗？正因为元瓷的珍稀，能有完整元瓷，尤其是至正型元青花者少之又少，能真正认识、鉴别元青花者只能是凤毛麟角。只可惜如此珍稀之物何能多见，固然会产生认识上的乱源，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
二、 认识滞后、研究不够
虽然元青花十分稀少，堪称国宝，但国人却有宝不识宝。自古至今，各类古籍章典中对元代瓷器记述极少。仅在明初洪武二十年曹昭著《格古要论》、清末民初许之衡著《饮流斋说瓷》和民国初年赵汝珍著《古玩指南》中对“枢府”瓷有极简单的记述。我国业界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对元青花毫无认知。对元青花的认知是由上世纪20年代末英国古玩商购买陈放在北京琉璃厂、长期被国人认为是赝品的至正十一年制元青花云龙象耳瓶之后，由英国人霍布逊提出了至正型元青花的论断，这时国人仍毫无察觉。直至1952年初由美国波普博士将英国馆藏元青花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物馆和伊朗阿迪比尔神宫收藏诸多的元青花精品对照后，采用类比法出版了两本书，正式提出了将这类元青花归类于至正型元青花的理论。直至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是我国资深学者型专家冯先铭先生首先注意到对元青花认识理论的论述，这时国人才如梦初醒，才知道景德镇元代窑工还能烧制元青花瓷，而且美不胜收。
元代青花瓷片胎体厚重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中华收藏网并不普及，有极大局限性。仅局限在学术界的狭窄范围内。有影响的仅有瓷界元老孙瀛洲先生，他在1965年撰写的《元明清瓷器的鉴定》，论述十分浅显，也有误读。众所周知，“文革”后，百废待兴，整个七八十年代对元青花的研究，鲜有成就。要说对元青花的研究，是从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华收藏网热而兴起的。其中有影响的是资深专家叶佩兰女士的专著《元代瓷器》和著名专家朱裕平先生所著的《元代青花瓷》，对元代瓷器特别是对元青花作出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对元瓷鉴赏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严格地讲，其内容重在介绍鉴别知识的分析总结，缺乏对元瓷鉴定中的一系列重点课题的理论推导。可以说至今国内对元瓷研究尚处在初级阶段，认识水平是肤浅的。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缺乏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这又是产生乱源的因素之二。
三、 理论误导，添加困扰
在目前国内外对元代瓷器特别是元青花一系列重大课题轮廓不清、情况不明的环境下，在学术界长期存在的一些传统习惯理论和说法，既无史书记载又无事实依据，成为人们以科学态度正确认识元瓷鉴赏之乱源，阻碍着认识论的深入发展。
（一） 元朝皇宫不用瓷器说
这一学说从何而来呢?因为清朝宫廷中没有留下元青花实物遗存，没有档案资料，故有此说。在历史上有实物无资料，有资料而无实物的现象比比皆是，在古瓷领域也不乏其例。例如：历代史书对柴窑有记载：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但至今未有人能确定哪一件是柴窑青瓷。北宋官窑瓷确实存在，但北宋官窑遗址至今未见。瓷器作为实用器、陈设器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元代瓷器何等优秀，难道仅局限在民间使用，皇宫却不能使用？都用金盘、银碗、铜盆、铁锅端菜上饭宴请外国使臣和文武百官，如何消受得起，实在令人难以想像。更何况至今又有多少可以证明是元朝宫廷使用的金银器皿呢？原故宫现国博研究员李知宴先生在他近年巨著《陶瓷发展的历史及辨伪》一书第171页中指出"元代皇宫中，最高统治者不可能不使用瓷器，包括元青花"的学术观点，就是针对上述观点有所指的。而且李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故宫开挖地层中，发现了大量元代各类瓷片包括元青花，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二） 元青花作为海外贸易用瓷，是为中东、西亚地区而生产的
这是近年来业内流行的一种学术思想，确定在西亚地区伊朗、土耳其、欧洲、日本等国保存有一批器形硕大、质地精良、纹饰精美的元青花珍品。东南亚地区也有一批延型青花小器。正是此学说之源。但多年来，全国各地出土元青花的元代墓葬和窖藏不下几十处。大量元瓷窖出土的元青花瓷数量不菲，其精美程度不亚于各国藏品。事实胜于雄辩。对照此说，不攻自破。
西亚人崇尚蓝色，确有其事，特别喜爱瓷器中的青花瓷也能成立。但精美之物，何人不爱，否则为什么元、明、清不计其数的幽蓝青花能广播民间，生生不息，延绵不绝。不能因为你爱而我不爱。
近来又有一种异说，部分元青花确实绘有西亚艺术风格的制品，有些还增加了西亚人擅长鎏金、錾银的工艺装饰，说是西亚艺人来到景德镇亲自绘制的。这完全是虚无主义的自我否定，难道他们懂得“龙凤呈样”是中华民族神圣皇权的图腾吗?“一品清廉”、“连年有余”、“三顾茅庐”，让他们读解犹如天书，读不懂汉文化，岂不是对牛弹琴。难道这类瓷品也是为他们生产的吗?这是典型的中国文化。
这些误导的学术观点长期以来占据着主导地位，与当今元青花瓷已知现存事实不相符合，严重阻碍了对元青花瓷器的研究和考证。因为蒙古人的丧葬习俗是将陵墓葬在草原，然后用马踏平，不留坟茔，给考古发掘带来极大难度。但迄今为止连一座蒙古皇陵、王子、王孙墓都没有找到发掘，怎么就能下皇宫内不使用瓷器的结论呢？这些观点至今很有市场和影响，根深蒂固。这是否也应视为正确认识元青花来龙去脉的乱源之一呢?
四、 图鉴误导、乱上添乱
近年来为适应中华收藏网普及的市场需要，各种收藏类书籍、图鉴、期刊杂志层出不穷。应当承认许多资料、刊物是本着对读者、藏家认真负责的态度编纂发行的。藏品真实可靠，内容丰富多彩，表述详实准确，印刷装帧精美，对认知鉴赏藏品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促进作用。但不可否认的现实是也有相当多的图书、图鉴并没有太多可靠准确的文字表述，而是虚枉标价，互相传抄、翻拍，内容重复、漏洞百出，东拼西凑而成。这类图鉴并非是学术之作，而是市场之作，为的是迎合一些将藏品视为市场投资行为，以期尽快获得保值、升值，获得短期套现获利的宣传广告型图书资料。
更有甚者，某些以学术著作为名，又为某些具有影响力的出版社刊行的图书。例如，某人民出版社前几年发行的《元瓷新鉴》，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翻开一看，简直将赝品尽收眼底。一经发行，在国内外引起不小惊扰，造成了很坏的国际影响。本来，人们对元青花的认识就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加以这类图书的纷扰、兴风作浪，以售其奸。此类图书理所当然地应列作学术打假的范畴中去了。
五、“李逵”、“李鬼”擂台赛，真下台来假登台
屈指数来，当今在对元代瓷器尤其是对元青花鉴赏中，最大的乱源莫过于对赝品的催生与泛滥。正是因为国人对元青花的认知甚晚，知之甚少，真实可靠的实物寥若晨星，馆藏之宝又难见天日，密不示人，自然使得元青花的轮廓扑朔迷离。这就给仿品、赝品客观上提供了施展拳脚的广阔空间。各种高仿、中仿、低仿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孕育而生。有如披着元瓷的“李鬼”，大闹藏界。仿品层出不穷，赝品流肆街市。打不胜打、防不胜防。更有作旧手段，挖空心思，什么酸泡，钉锔、皮砣，更叫人心惊肉跳、匪夷所思。
近年来，元青花的孤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攀升，屡创新高，惹得涉世不深的藏家耳热心跳、心动神摇。看到了赝品的元青花，仿佛捡到了大漏，拾到了元宝。听那些装神弄鬼、天方夜谈的“美丽故事传说”，心理防线决溃千里，仿家为谋取不义之财，引人入壳，藏家梦想寻宝，犹如鬼迷心窍。
有些高仿大师本意并非作假，尽心尽力研究传承工艺，以求突破创造。但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如有高价买家，他们也就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上当只怪自找。
在各次元青花学术研讨会上展示的私人藏品既有货真价实的真品，又有精心仿制的伪作，可谓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藏界大致分为几类：一类是潜心收藏者，明知藏品的来源，却也无法启口道破天机。另一类为眼力不够者，其路漫漫，还得修行。再类则是明知有假，甚至是仿家本人，却也要鱼目混珠，以期得到专家的认定，藏界的认可。而一些专家大致有三种心态：
一．是元青花如此珍罕，非馆藏莫属，何能落入寻常百姓家，统统归为异类，打入另册。
二．是专家本身也难有定数，无法拿捏，惟恐走眼，与其说真，不如说假，无关痛痒，没有责任。
三．是在当今赝品丛生，仿真水平日见提高，专家一般是不研究市场的，也很难把握其中奥妙。与其祸从口出，惹事生非，不如不置可否。
能够一言定真假、一语定乾坤的领军人物犹如凤毛麟角、寥若晨星，太少了。何能不乱呢？
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心态交织下，矛盾相互对立，难求其解。观察事物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寻根溯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完全是元青花的商业价值在背后操弄作祟，藏家要求鉴真，专家矢口否认。长此以往，怎么能不在一个“乱”字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呢？即使展品存有元青花真品，也会湮没到仿品如林的海洋中，难以洁身自好，只能再蒙尘垢。这真是应验了《红楼梦》里那句名言“假作真来真亦假，真作假来假亦真”。在这场“李逵”与“李鬼”的博弈中，输家往往却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李逵”被“李鬼”打下擂台。这就是当今元青花鉴赏中的客观事实。
六、元青花鉴赏的真正出路
综上所述，种种乱源纷扰，各类赝品丛生，剪不断、理还乱，各类仿真水平日益提高，各类观点对立，相持不下。当前赝品滥觞于市场，作旧风靡于业内，仿艺犹如“芝麻开花”，“故事”更加娓娓，专家心惊肉跳，藏家如履薄冰。问题不在于打假，“打假打不尽，骗钱催又生”，问题在于如何求真、鉴真，这才是元青花鉴赏的真正出路。
（一） 加强学术研究，有组织地开展元青花研究
应当承认，国内业界对国宝元青花的认识较晚，研究尚不充分，学术理论也是滞后的。基本上承袭国外至正型、延型的理论。至正期为元代晚期。但元朝历经百年，最兴旺、强大为元世祖忽必烈一朝，国家统一、疆域辽阔，横跨欧亚，科技、经济发达(1260－1294年)。按理是发展瓷业的最佳时期。国内至今只知唐青花，而不知宋青花，也无实物可证。那么元青花何时起源？没有宋代传承为何突然崛起?海上贸易和陆路古丝绸之路哪条为主?因为陆上元路相对清晰，内蒙古、甘肃、新疆都有墓葬、窖藏出土。直至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都有精美实物可证。为什么东、南亚各国仅有延型小型贸易器物，又多为冥器入葬？而中东、西亚又多为至正型大器，并完好地保存在王宫之中。是否属于馈赠物？是否因为蒙古族为马背上善于陆路征战的民族，曾征服过西亚及东欧，并长期统治该地区，输出瓷器状况究竟如何?……诸多学术问题仍扑朔迷离，确实需要深入研究，完善国内外对元青花的认识理论。同时还可以以各地收藏家协会为基础，组织本地区或跨地区真正有志于认真研究元青花藏家成立民间元青花学术研究会。可以聘请专家给予讲课指导。其宗旨以学术研究为主导，罗列出学术课题和研究方向，各研究会之间可以协调，分专题研究，不定期地召开学术研讨会，组织撰写出学术论文。与一些学术刊物或期刊、杂志商约一定的版面予以讨论发表。这种研究会为避免“拜金主义”因素掺杂干扰，一定不要以谋取商业利益为导向，否则一切都会变味的。这样组织起来的民间研究会总结出来的学术研究成果，比较真实，准确可靠。使对元青花，当然也包括其他品种的元代瓷器的学术研究，走出单纯专家、学者研究的殿堂，对深化滞后的元代瓷器研究是大有益处的。
（二） 走上目鉴与科学仪器检测相结合的科学鉴定之路
目前国内对民间是否有珍贵真品元青花的学术命题本身就是荒诞不经的，但又是事关今后国内对元青花研究能否在理论上突破的瓶颈，已走上了如同两只山羊过独木桥，相持不下的对峙局面。对传统的目鉴法各执一词，难服众望。如此珍贵瓷品，不能由一人判生死、一语定乾坤。那就需要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采用先进的科学仪器检测手段辅以验证。例如x射线荧光分析法、热释光检测法、电子探针化学成分比例分析法、中子激活法。这就要求科学研究检测部门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将搜集到的各类元青花瓷片作分析检测，积累大量数据资料，建立起元青花从胎到釉，从釉到钴料的数据库和相应的检测程序和应用软件。这是一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认识论发展过程。科学的认识结论胜于任何“天书”传说或诡辩。笔者认为，只要是求真达知的藏家是不会讳药忌医的，也应付出必要的代价。即使是那些作高仿的国手大师也心知肚明。原材料中的麻仓土，早在嘉靖年间早已枯竭，元青花用的瓷石、绢云母、高岭土成份也今非昔比，元青花用的苏麻离青钴料产地有人说产自伊拉克的萨马拉城，可未见实物，人为配方难以还原。
古人制瓷的七十二道工艺难以面面俱到地仿真。最主要的是古代工匠与现代仿师功力不同，心态不同，古人是顺其自然，而现代人是刻意模仿，仿品永远达不到真正的画风神韵，必然会有马脚露出。与其目鉴因人而异，不如科学检测更实际、准确、可靠，排除了人为心理各种复杂因素的主观干扰。这是古瓷鉴定的必由之路。
（三） 增加馆藏元青花器物展示
当前，凡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均深藏不露，秘不示人。长期以来，这些藏品被视为国宝，幽居馆中，难识庐山真面目。怎么能使广大观众认识真品元青花的特征呢?不见真品，自然赝品便可以大行其道了。再珍贵的藏品，也是国人的珍宝。国家文物部门要有改革、创新的作为，要在妥善保护的前提下，让广大人民群众和收藏爱好者鉴赏真品的风采，进行国宝元青花的普及教育。相当部分的藏家对自己手中藏品是真是假，心中会更有定数。免得深陷其中，不可自解，自拔。
（四） 积极开展、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加深认知
热爱祖国文化遗产，珍爱元青花的藏家都知道，在国外各大博物馆中，不同程度地珍藏着精美的元青花。如：伊朗的阿迪比尔神宫，土耳其的托普卡比博物馆，日本的东洋美术馆、出光美术馆、东京博物馆、大阪国立美术馆，美国的弗利尔美术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英国的大英博物馆、达维德基金会，法国吉美美术馆等。迄今为止，只有极少数专家到海外进行学术交流，见过此类藏品。文物部门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积极筹划，有组织地与国外博物馆之间开展学术方面的交流，将国外的珍贵馆藏邀请到国内展出。这将是对广大观众的一次爱国主义教育良机，也是对广大古陶瓷爱好者最实际、最深入的鉴赏知识教育，以提高广大藏家的认知水平，是最好的打假措施。这类展览必将对元青花的学术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五） 加强考古发掘、调查研究
无论是珍藏国内还是孤悬海外的元青花，发源地都是出自中国。但时至今日连元青花的主窑地都尚未找到，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目前，许多陶瓷史上千古之谜在许多学者、考古工作者和有志者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发现、发掘。如北宋汝窑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发掘出土，南宋郊坛下官窑在杭州凤凰山被古瓷爱好者发现，宋龙泉官窑在龙泉县大窑村被发现。这些窑址的发现，对历史上各个历史时期未被扰动的地层中堆积的各种窑炉、窑具、烧造方法、工艺特征及烧造瓷器的种类、纹饰特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实证。元青花主窑址的发现、发掘必定会诠释元青花的烧造历程。对揭晓元青花的一系列重大学术课题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
透视目前对民间收藏的各类藏品鉴赏之“乱源”，乱在认识“晚”，乱在认知“浅”，乱在学说“误”，也乱在认定“贪”。对待元代百年辉煌制瓷史的深入研究，必须以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敢于尊重客观事实，纠正急功近利、一夜暴富的心态，要尊重他人的学术观点，勇于自我否定。既不要夜郎自大、自命专家，也不要妄自菲薄听天由命。面对国宝元青花大量精品孤悬海外，深感痛心疾首。某些国人善于“内斗”、“内耗”的积习也该认真反思改改了。元青花的精品均在国外，对元代瓷器，尤其是元青花的研究，其路漫漫。历史的脚步是任何人阻挡不住的，但只要承认元青花的故乡在中国，对全面正确认识国宝元青花的问题一定能正本清源，为中国陶瓷史增添新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