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青釉高足盘，南北方瓷窑大量烧造，是隋代具有代表性的器形。隋青釉四系罐，施丰釉，肩有四个双系形系，系高于罐口，是隋代器物的造型特点。

　　隋白釉龙柄双联瓶，可谓北方白瓷的代表。双瓶相联，以龙为柄，龙张口，双双衔住瓶口，造型生动。此瓶胎色较白，质地坚硬，施釉不到底，釉层薄而微微泛黄。自北朝北齐出现长颈瓶以来，至隋代瓶式更为丰富。以后历代均有烧造，造型各不相同。

　　唐代青釉黑斑壶，壶身画圆圈纹，系唐代作风。西晋晚期出现黑褐斑装饰，东晋盛行，唐代沿用，但数量不多。吴越王钱氏墓出土熏炉等两件大器，顶、盖镂空，周身用褐彩绘云头纹，是晚唐时出现的。浙江青釉壶，短流，平底，双带形柄。青釉玉壁底碗，碗壁45度斜出，点褐斑，窑址未发现，只能定为浙江产品。此碗收藏于日本出光美术馆。

　　唐代北方盛行白瓷，白瓷器物腹部丰满，平底。平底无釉是唐代瓷器的特征，青、白、黑釉都如此。到唐代晚期，出现少量圈足器物。定窑壶，短流，双条形柄，腹部丰满，平底。河南、西安的大型墓葬出土较多，河北唐墓亦有出土。唐代定窑的釉碗，玉壁形底，有的为唇口，这种碗出土于763—840年间的墓葬，说明这种碗盛行于这八十年间。除白釉外，还有青釉玉壁底碗。邢窑白釉盏托，五出口，卷荷叶边。五出口器物还有盘、碗等，是唐后期开始出现的，直至五代。唐中期以前碗为四出口，器里凸起四条线。北宋器物为六出口。因此，从器物口部花口四出、五出、六出就可以判断出它们是唐、晚唐、五代或宋代的器物。花口碗是在胎半干时用工具按出几条线，外为阴线、里为阳线。邢窑五出口碗是晚唐、五代之间的。 
  
    唐青釉凤头壶，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造型、纹饰受波斯文化影响，又有所区别，柄、流用中国传统的龙、凤装饰；纹饰中人物形象为西亚人，花叶与南北方青瓷亦不相同。北方青瓷中有四十年代出土的凤头壶。除青釉以外，三彩风头壶比较多，以洛阳、西安两地出土者为大宗‘很多已流传到日本等国家。宋代仍有凤头壶，福州宋墓出土白釉凤头壶，没有贴花装饰，亦无柄，只保留唐代凤头壶造型的遗风。

　　青釉鱼形瓶，唐代后期开始出现，越窑、广东梅县窑、湘南长沙窑及三彩都有这种器形。瓶以双鱼为身，背部有脊，并刻划鱼眼鱼鳞，有的脊呈水槽形，可以穿带提起。到五代，定窑还烧制白釉双鱼瓶。
 
    海棠式杯，是唐代常见的器形，口部为四瓣花口，杯外刻线，里有凸线。越窑、长沙窑、邛窑都烧制这类杯，上海博物馆收藏一件越窑青釉海棠式杯，口径三十公分，是国内最大的一件，传世的小海棠式杯较多。

    长沙窑贴花壶，贴棕榈树及两只飞鸟。贴花装饰最早见于唐三彩，在瓶、罐等器物上先贴花，后上釉。贴花一般采用局部贴花，内容有奔兽、狮子、团花、宝相花等，与丝绸印染有关。唐乾封三年(公元668年)白釉贴花报钵，比长沙窑早，纹饰风格亦有西亚遗风。长沙窑的贴花有棕搁树、栏干、舞蹈俑、葡萄等纹，并有贴花的陶范出土。长沙窑白釉绿彩产量多，用绿彩绘花草、菱形、几何、山形纹。白釉绿彩是北方河南、河北地区经常采用的装饰，但多点彩或条彩，以绿彩画纹饰的还没发现。长沙窑的釉下彩绘装饰是其首创，它的出现对以后的磁州窑、吉州窑有很大的影响。长沙窑釉下彩绘以氧化铜、氧化铁做呈色剂，绿色是氧化铜，红色、褐色是氧化铁。氧化铁在釉下呈褐色，在釉上呈红色。呈红色的器物长沙窑出土有十几件，纹饰有花卉、禽鸟、动物、龙纹。长沙窑以诗词作装饰的也很多。婴戏纹注壶，绘一孩童持荷奔跑，仅发现一件。婴戏纹在唐代尚属少见。长沙窑壶，短流，流一般呈八方形。北方邢窑、定窑的壶流为圆形，越窑壶流有八角、圆形。长沙窑壶，壶身为六瓣反棱形，双带形柄，流比唐代其它瓷窑略长，造型上还有唐代遗风，实际上是北宋早期的产品。

    花瓷拍鼓，在河南鲁山窑发现大量腰鼓残片，除鲁山窑外，河南禹县唐代也烧拍鼓，与鲁山窑产品有共同特征，都是黑地月白色斑纹，鼓身饰有七条弦纹。此外，陕西耀州、山西交城也烧拍鼓。除以上四个窑以外，估计还有窑烧这种拍鼓。传世的陶捅中，有作拍鼓动作的，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音乐发达，宫廷乐队多，需用量大，拍鼓这种乐器是为适应这种需求而生产的。花瓷除拍鼓以外，还有黑地白斑罐，月白地黑斑罐，茶叶末釉地月白斑壶、罐。是利用釉中含铁量多少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色调效果。禹县、内乡(邓窑)鲁山都烧花瓷器物，但产量最大、质量最好的还是鲁山窑。
 
    唐代绞胎枕，是利用二、三种不同颜色的泥组成花纹装饰，这类枕底部有铭文“杜家花枕”或“裴家花枕”，由此得知，这种枕唐代称之为“花枕”，杜、裴为作坊姓氏，上面的小圆圈图案是模仿金银器、漆器的。在陶瓷发展史上，瓷器受其它工艺品影响的例子是比较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