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翰青1941年粉彩双鹿图印泥盒，在直径6．5厘米的印盒面上，作者绘有一卧一立双鹿，虽笔法不及方云峰之作细腻真实，有传统鹿纹的影子，但皮毛及梅花斑点亦非晚清笨拙体态白彩点饰之作可比。左边墨书“辛巳春月抚元人法于珠山”丛红彩印章两方。印盒底外壁墨书“伯作宝篇，子厂孙孙永”篆籀文及行书“翰青书”，另有红彩白文“画印”一枚，底红彩方框“翰青”楷款。
    蝠纹为清代传统吉祥寓意纹饰之一，或福山寿海，五蝠捧寿，或云蝠，洪福齐大。民国瓷器上的蝠纹多仿清代风格，构图无变化，但画法略有新意。
    红彩蝠纹碗，构图疏朗，蝠纹姿态舒展大方。翼展较宽，筋脉清晰可见，正面色彩渲染有深浅变化，背面填色上加点饰，绘画细腻。底虽书“大清乾隆年制”篆款，但非仿乾隆之作，因乾隆蝠纹多少有些图案化倾向，而与晚清装饰韵味浓郁的蝠纹更截然不同，艺术成就较高。
    青花福山寿海图瓶，纹饰构图为清康熙时多见，苍茫云天，海浪起伏，一仙山由海浪中突兀而起，十只青花蝙蝠在穿梭飞舞。仙山皴法细腻，海水线条流畅。蝠纹高度写实，头如鼠，须如芒，翼上有浓淡变化，姿态生动传神，青花色泽淡雅而富有层次，与晚清蝠纹双翼细长，或弯如弓的平涂画法明显不同。
    以狼和猪为瓷器纹饰历代少见，狼因其性残而为艺人所不为，《广雅·释诂》：“狼，戾，很也。”猪则因体肥态憨不见于瓷器装饰，而二者组合在一起的狼奔猪遁图则更为新奇。
    粉彩豕狼图瓶，口沿处饰——周蓝料回纹，下为璎珞纹饰，足外墙亦饰一周回纹。画面构图饱满，一只恶狼在原野上追逐一只肥猪，体态一瘦一肥，色泽一黑一褐，下为皴擦而成的洞石，上为勾线渲染的松树，背景开阔。狼猪有西洋笔法，衬景则为中国传统画韵。背面墨书“豕性钝为首，狼形恶为贪”及“乾隆御览之宝”、“仁化”、“世宁”、“碧露”红彩印章四枚。底“乾隆御制”楷款。  海兽为明代艺人杜撰之兽，明清两代瓷器上多见此兽。民国海兽纹饰多承袭清康熙民窑风格。青花海兽纹凤尾尊，外壁分上下两组海兽纹饰，中以细密的几何条纹相隔，海兽凶猛威武，肌肉隆起处有细密均匀的鳞甲。与康熙民窑作品相比较，绘画不甚工细，特别是尾毛以细密的线条代替渲染。头部生动气韵不足，略显呆滞。青花色泽泛紫，层次感稍差。即便如此，仍不失为较成功的仿前朝之作。
    民国时见有绘十二生肖纹饰器物。十二生肖又称十二相属，是古代以十二种动物配十二支，后以人生在某年即肖某物，如子年生的肖鼠，丑年生的肖牛等。其起源于何时不甚可考，清赵翼《陔余丛考·十二相属起于后汉》：“窃意此本起于北俗，至汉时呼韩邪钦塞人居五原，与齐民相杂，遂流传人中国耳……则十二相属起于后汉无疑也。”又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上：“大虫，老鼠，俱为十二相属，何怪之有?”  粉彩十二生肖斗笠碗，外壁绘四组高士图，碗内口沿为红绿黄三组弦纹，心内为红彩弦纹一周，中为以红线相隔的三个扇面形，将碗心整体一分为四，每个画面内均绘三个动物，合为十二生肖。中间的上部为红彩如意云头纹，一条绿龙由云中露出首尾，一只半蹲的猛虎昂头上望，旁为一盘曲的红蛇，上方扇形内为一匹红马，一头黑猪和一只纯白的小兔，左边扇形内一头黑牛，牛背上有一只顽皮的小猴，前方有一黑色小鼠，右边扇形内白羊与黄狗相对而立，一只公鸡在旁站立。虽绘画不细，但构图较有新意，动物大小搭配，每组纹饰的色彩多有变化，冲淡了画工的呆滞。
    民国时期的动物纹饰以仿制前朝传统纹饰的器物最多，虽画法没有新意，但绘画工细，仍具有较高的欣赏水平。
    粉彩云龙纹四象耳三件盖罐，盖面边饰、罐口沿边饰均为红、黄、蓝、粉四色回纹，  色彩艳丽，古意浓郁。近足处为一周海水纹，勾描细腻，色彩淡雅。 器心为红彩团龙纹。主题纹饰为红彩行龙，加饰五彩祥云。纹饰仿乾隆风格，但勾描略显生硬，只是与晚清同类纹饰相比较则细腻一些。底红彩双框“洪宪年制”楷款，为民国云龙纹饰器物中的精细之作。以青蛙为瓷器纹饰在前朝极为罕见，但民国时期却较为常见，虽题材新颖，但采用传统的构图方式及画法，故多少有前朝的影子。
    粉彩莲池青蛙图梅瓶，颈部绘一周缠枝花卉，下为红彩几何纹一周，肩部为如意云头花卉纹，色彩艳丽，装饰风格有乾隆繁缛之风。主题纹饰为通景莲池青蛙图，几片硕大的荷叶和红莲占据了大部分画面，一只青蛙蹲踞在荷叶之上，寓动于静。另一只青蛙由荷叶上跃下觅食，几只草虫在荷塘上飞舞。画面的色彩艳丽，层次繁多。荷叶墨彩勾脉留白，青蛙勾线填色上加黑白点饰。画法明显具有清嘉庆、道光时的痕迹，但线条与色彩的运用好于前朝。
    民国时期饰有动物纹饰的器物较多，但时代风格明显，艺术水平高的作品在传统技法内引入西洋画法，故较前朝同类纹饰质感强烈，而仿前朝之作虽不免呆滞之嫌，但绘画精湛细腻，而日常生活用瓷虽档次不高，但极少见有恶俗的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