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25日至12月6日在柬埔寨王国首都金边举行了“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我国派出了330余人的庞大代表团参加。我国为这次运动会发行的纪念邮票按理按例都应该在11月25日发行，最迟也应在12月6日。然而结果却拖至12月31日，比开幕式晚了36天，比闭幕式晚了25天，这在新中国邮票发行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主要原因自然离不开“文革”伊始，“大动乱”对邮票发行体制产生了灾难性的冲击。

    这套运动票徒有虚名，根本没有任何体育运动的信息，而只有运动员闹“文革”的画面，但它无疑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革命第一，友谊第二，不要比赛”。在此后长达3年多的时间里，中国运动员完全与世界隔绝，他们金贵的青春被耽误了，多少本该夺得世界金牌的尖子，却在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中浪费生命的菁华。

    这套邮票在编号上虽属老纪特系列，但时间上应纳入“文票”系列。“文革”初年最有代表性的动作——“手摇小红书”首次进入邮票，以“文革”的专题信息而论，“纪121”谌称“第一套”了！

    “小红书”即 《毛主席语录》，6年间（1966－1971）出现在7套邮票中：运动员之后才是红卫兵（文2·第4枚·毛主席和红卫兵在一起），接着是“世界革命人民”（文6），其后是“革命文艺战士”（文5·第1枚·革命文艺队伍）。手摇“小红书”的“工农兵”群像和林彪先后出现在两套非正式发行的“珍邮”中，即“全国山河一片红”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时间为1968年9至11月。

    1969年开始，情况有了戏剧性的变化，“中国人民邮政”不再采用毛泽东的手书体，“手摇小红书”的标志性动作被“手捧红书”所取代（普无号“文革”普票中的工农兵和文18·第1枚·军民团结），从当时的习惯动作分析，手摇的“红书”应为《毛主席语录》，而握护的“红书”一般为《毛泽东选集》，但“文17·知识青年在农村”出现的“红书”则模棱两可。

    “小红书”最后一次出现在“编12－20·建党五十周年”的三联票中，图中既有“手摇的”，也有“握护的”，设计家显然并没有也无必要去刻意对《语录》还是《选集》做区别。此套邮票发行一个多月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9·13事件”，“小红书”虽未与林彪一同消逝，但它的地位一落千丈，在邮票上消失已成必然。当时有关文件的要求是：撕去“小红书”中的“前言”与“林彪题词”，书仍可继续使用。1975年8月20日发行的“T8·批林批孔”中的第3枚“连续作战”上有一本小红书，但从书的厚度分析，应为四卷本合印的《毛泽东选集》，此书有一种红塑料皮的版本，又称“一卷本”。

    “小红书”在中国邮票上出现的6年，恰恰是林彪身为“第二号人物”的6年，“文革票”的镜子作用显而易见！这是笔者多年研究的成果之一。而“纪121”做为体育票的地位远不如它在“文革史”中的地位来得显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