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军邮”日戳，是一种比较少见的军邮戳记，因其用戳范围小、使用时间短，故社会留存量不大。几十年来，此种戳记的实寄封，仅发现十余件。笔者8年之前开始对此戳进行研究。1999年，将个人考证结果在该年《集邮》杂志第3期上公开发表，引起了不少军邮爱好者的关注。近几年来，经常有外地邮友信电询问该戳的有关问题，并嘱我代觅此种封品，可惜很难找到
    最近，老友孙君突然兴奋地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从农户中获得一批原汁原味的革命军人家信，内中的一件盖有“胶东军邮”日戳。并说，此信是1950年寄出的，它足以推翻仅在1946和1947两年使用的论点。闻听此言，深感惊异，就请他将原件或彩图寄我欣赏研究。很快，我的电子邮箱里，就有了这批新发现解放区封品清晰的图像。
    仔细观查，这批东西是出自一家，除了3封信外，还有奖状、奖章、烈士通知书、部队学习文件等，基本上是一人之物。信封中都保留有原来的信笺，可从中看出寄信战士高洪奎的大体经历。
    现在要专谈本文附图之“胶东军邮”戳封。很明显，这是一件部队专印之公函封。部队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七团政治处”。收信地址系钢笔书写：“山东省乳山县司马庄区到根见村”。正面左上角的“军邮免资”小圆戳下，叠盖一颗稍大的（戳径2.7Cm）“胶东军邮”日戳。两戳均为蓝色，与封上的钢笔字色相同。“胶东军邮”戳为手填式，是我首次发现的戳式。因中格的日期未填，故从正面看不出具体时间。可是封背的“山东夏村”落地戳，日期却很清晰，是“一九五O年二月廿四日”。查三野军史，此时31军正在福建厦门一带驻扎，可肯定此信是从福建寄到山东的。观察封内信笺内容，是战士高洪奎写给其伯父和父亲的家信，所署日期是“50.1.30”。按照当时的交通邮运情况，与落地日戳的2月24日，是合理相符的。可是，令人不解的是，1950年初，按华东军区的规定，该部应使用“华东军邮”42号戳，而此信却在免资副戳下面，盖用了他们两年前在胶东使用的“胶东军邮15/G”代号戳。
    开头，我认为这肯定是伪造品。可是，孙君信誓旦旦地保证是真封真戳，是他亲手从民户中翻找出来的旧物。他又没花钱，绝对未经邮贩之手。只是由于他缺乏分析考证的能力，才托笔者代劳。我反复观察对比，确实也看不出伪造痕迹，一时难定真伪。受孙君之托，撰文在此批露，向资深邮友求教。
    下面先摆出我的观点：
    一、从信封、戳墨、纸质、名址文字、信笺内容、整体外观、新旧程度及同期发现的各种物件来看，此封的真实性似不容怀疑，我友孙君的保证也应相信。
    二、此封存在以下疑点：
    其一，此戳为何在停用两年后又在遥远的福建冒出来？既不合军邮局的规定，也很难想象该部队能将此戳仔细保存，带到南方。需要说明的是，它与山东兵团的方型“山东邮政/军邮免资”副戳不一样，后者是大军南下时，规定带走继续在南方使用的，而此戳在南下之前，早已撤销不用。
    其二，细观此戳，代号为“15/G”。经对证，应是1946年胶东行政公署机关军邮站所用的戳记（见《集邮》1999年第3期拙文《胶东军邮日戳初考》中的第2图）。为何由31军带到福建去了呢？唯一的可能，是该部的军邮人员原在胶东行署军邮站工作过，随军南下时，放在公文包内带走。
    其三，两个“15/G”戳的戳式也有差异。原戳为右读，字体较细；此戳则为左读，笔画较粗。从情理分析，绝不会是在福建重新刻制的，应是旧戳。那么，当年胶东行署军邮站的“胶东军邮15/G”戳记，应该有两颗了。至于中格未填日期，倒也可以这样设想：在福建剿匪，兵慌马乱，新的“华东军邮”戳记一时找不到，翻出公文包里的旧军戳临时代用，又无字钉可装。于是，涂上蓝色钢笔水，往信上一盖，就寄出去了。反正当时部队的公函信件检查不严，是一律免费寄递的，而且在途中，是一路绿灯。如果说此戳是南下后另刻的，那就只能是“假货”了！
    总之，我个人认为此封是真实的。但是，它身上的许多疑点，我又解释不了。敬请高明同好帮我分析，为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