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每到生日，各地官员总免不了以各种方式恭贺“万寿”。乾隆四十五年（1780）是高宗的七十大寿，朝廷上下在此前二年便着手准备了。西藏的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巴丹益喜（1738-1780）也于乾隆四十三年奏请入觐祝寿，并为高宗所允。班禅遂于次年六月十七日自后藏起程。在青海塔尔寺过冬后，于乾隆四十五年经西宁，于七月二十一日至热河，九月初三日抵京朝见。十月二十九日“身体发热”，十一月初二日园寂。从班禅进京之行，可以窥出清朝驿递之一斑。

    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根据六世班禅“情愿来京人觐”的转奏，高宗于十二月初六日谕令驻藏办事大臣留保住赴后藏面见班禅，洽商行程安排，并要求复奏。此旨由六百里印封发往，附报而发的尚有木匣一件，内装高宗所赐珍珠手串。但是两个月过去了，并未见到留保住的任何消息。于是，乾隆四十四年二月，高宗谕军机大臣：“此必非内地驿站遗失，自系番子地面贼番所为”，“恐途中被人窥见窃取，并印封窃去，亦未可定。”（《高宗实录》，下同）为此，他传谕四川总督文绶：“于何日发交番子地方递送，按日逐站挨查。如系被窃遗失，即一面严缉贼犯，追究印封珠匣下落，一面由驿速奏；若沿途并无失误，即将何月日递交留保住之处，迅速见奏。”同时，又于四十四年元月十三日以六百里加紧再次谕知留保住，但又未见复。故此又令文绶查复。

    经查，文绶奏称：“现发留保住谕旨印封遵交站，由六百里驰递西藏，上年十二月初六，自京发递印文珠匣，于十六日由成都接递，计程二十日内即应发交番子地方，本年正月底可至藏。驻藏大臣尚未复奏，不应如此延延。至本年正月十三，第二次自京发递廷寄，于二十五日由成都接递，计程二月初十前后，亦可到藏。已飞饬一路台站员弁，严查两次公文包匣， 有无遗失迟延，分别办理。”高宗在得到文绶奏报后，教训道：“此后驰驿之事正多，一切留心查催可也”。

    从文绶的查奏可以看出，其时，内地驿递尚属正常，如于十二月初六日及元月十三日自京师递书的文书，在成都于十二月十六日和元月二十五日分别安全接递，分别用了10天和12天。但自成都递出后，便迟迟没了下文。大约问题出在了高宗所指的“番子地面“，即除川康之外的西藏，而在这里，由于制度、地理、经济的原因，其驿置是不完备的，与内地相比，不可同日而语。